時間：2023-03-06 15:55:21
導語：在中國民族音樂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yōu)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chuàng)作可能。
鋼琴作品民族風格綜述 精品源自教學論文
一、和聲手法的民族性風格 二、節(jié)奏的民族特色
我國的民間歌曲、戲曲和古曲節(jié)奏中,常常表現(xiàn)出強弱拍律動的非周期性和散板節(jié)拍相結合的特點,彈性、非規(guī)整性節(jié)奏和散板都是這些民族音樂中的典型節(jié)奏特征。其中散板又是我國最具民族特色的節(jié)奏形式之一,早在晉朝就有以散板記譜的古琴曲,而唐代的雅樂又以“序、破、急”作為結構,其中“序”就是散板。王建中鋼琴作品非常注重對民族性節(jié)奏特征的吸收和融合,其節(jié)奏運用上講究以強弱拍律動的周期性和強弱拍律動的非周期性相互結合,并時常的穿插一些彈性自由節(jié)奏、散板節(jié)拍,使音樂作品流露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如在《瀏陽河》的華彩段落中(第52小節(jié)),作者采用連續(xù)的琶音音型和散板節(jié)拍相互配合,音樂速度伸縮自由,其處理方式與古箏上華彩段落的處理有異曲同工之妙,形成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在《百鳥朝鳳》的尾聲創(chuàng)作中,作者更大膽的運用了我國傳統(tǒng)戲曲中的節(jié)奏形態(tài),以戲曲音樂中常用的同音反復,音型反復,緊拉慢唱的節(jié)奏方式將全曲逐步推向。在《山丹丹開花紅艷艷》中,作品在引子段落中采用了散板和變換拍子的節(jié)拍組合形式,在A段主題呈述時又采用了頻繁變換拍子的形式。散板和變換拍子在節(jié)拍特點上都避免了節(jié)奏重音的規(guī)律性出現(xiàn),形成了一種較為自由的節(jié)奏特點,很好表現(xiàn)出民間自由的山歌曲風。
【關鍵詞】 世界民族音樂；東南亞音樂；世界民族音樂教育；理氣互為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由中國世界民族音樂學會主辦、云南師范大學和云南藝術學院共同協(xié)辦的“世界民族音樂學會第五屆年會”于2015年11月5日至7日在昆明花之城隆重召開。來自全國23個省市的90多位會員與受邀而來的德國、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緬甸的專家和藝術家，圍繞著“東南亞音樂”這一中心主題，就“東南亞音樂研究”、“其他地區(qū)音樂研究”和“世界民族音樂教育與推廣”三個議題分別展開了討論。
在氣氛熱烈的開幕式上，世界民族音樂學會會長、中央音樂學院陳自明教授致開幕詞。致辭中，他首先對此次會議的籌備和論文收集情況進行了說明。其次，他對世界民族音樂在我國取得的長足進展進行了介紹。他指出，世界民族音樂學是21世紀的新興學科，目前在我國發(fā)展勢頭強勁，根據管建華副會長的統(tǒng)計，目前我國已有200所院校開設了“世界民族音樂”課程，南京藝術學院正在籌建中國第一個“東方音樂系”；圍繞“世界音樂”的中外交流也日益增多，2015年7月，一場以秘魯民族樂器演奏中國民歌名曲、以中國傳統(tǒng)樂器表現(xiàn)秘魯名家佳作的音樂會就在北京舉行；而多元文化與世界民族音樂的意識在青少年群體的普及程度也逐漸提高；21世紀以來，在中國出版的關于“世界民族音樂”書籍也從幾本增至30余本，翻譯類書籍有7本。與此同時，陳自明教授也指出了我國世界民族音樂發(fā)展面臨的問題與解決途徑。一是，世界民族音樂課程的質量問題。他提出應開辦培訓班，提高教師的教學質量，并開設網站，加強基層教師的聯(lián)系、交流和互動。二是，世界民族音樂學科體系建設問題。為把世界民族音樂建設為成熟的學科，應向“西方音樂”和“中國音樂”學習，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完善學科的“文獻學”，掌握前人研究的成果并進行實地調查。他就此提出設想，認為可以針對世界各地區(qū)的民族音樂成立學術小組或分會，設立召集人，進行獨立工作。致辭的最后，耄耋之年的陳自明教授對新一任會長的選舉進行了動議，表達了對世界民族音樂后繼者的殷切希望。
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學會會長趙塔里木教授，首先代表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學會向世界民族音樂學會第五屆年會暨東南亞音樂論壇的順利召開表示熱烈地祝賀。其次，他指出世界音樂文化體現(xiàn)了人類獨特的創(chuàng)造力，推動著人類社會發(fā)展。世界民族音樂學會對促進世界文化交流、培養(yǎng)音樂學術事業(yè)和文化胸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第三，他強調中國音樂是世界音樂文化多樣性構成之一，少數(shù)民族音樂是中國音樂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區(qū)域民族音樂的研究既促進了中國民族音樂教育體系的完善，同時也對世界音樂文化做出了中國人應有的貢獻，以此形成中國音樂與世界音樂平等對話的平臺。第四，他對中國跨界民族音樂研究的內涵、興起、發(fā)展、問題等進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跨界民族音樂研究的重要意義：一是，有助于認識歷史發(fā)展脈絡和新的變化規(guī)律；二是，有助于拓展對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研究范圍；三是，有助于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四是，在“一帶一路”國家戰(zhàn)略下，更加有助于國家、地區(qū)之間的溝通、交流和理解。
會議特別邀請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賀圣達研究員作了題為《漫談東南亞文化――東南亞文化發(fā)展與中國-東盟文化交流》的報告。他首先對“文明與文化”和“東南亞與東盟”兩組概念進行了辨析。第二，他將東南亞文化劃分為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本國文化的結合為主導、以受斯里蘭卡影響的南傳上座部佛教為主導、以馬來-伊斯蘭文化為主導、以菲律賓特色的基督教文化為主導、以少數(shù)民族文化為主導等五種文化形態(tài)，強調了東南亞文化多樣、多元、復雜的特點。第三，在此基礎上，他梳理出東南亞文化形成、發(fā)展、變遷、轉型的層累式脈絡，指出東南亞文化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復雜的發(fā)展趨勢。第四，他分析了東南亞各國的文化在當代的表現(xiàn)，即：傳統(tǒng)宗教文化與近現(xiàn)代文化相結合，避開爭議，；注重民族文化復興，調整民族政策，尊重少數(shù)民族。第五，從注重周邊外交、避免“大國心態(tài)”、加強民間交流等方面對我國文化交流提出建議。賀圣達研究員的報告提示民族音樂學者，在注重實地考察的學科研究方法基礎上，要從更高層次和更為宏觀的角度對東南亞音樂進行整體布局與研究，將民族音樂學學科置于文化、社會、國家的概念之中和框架之下。
此次會議共收集論文32篇，其中有14篇從樂器、器樂、樂律、音樂形態(tài)等不同角度對東南亞音樂進行了深入探討；10篇對印度、土耳其、中國臺灣等世界其他地區(qū)的音樂進行思想交流；另有9篇對世界民族音樂教育與推廣問題進行了探索與分享。
一、東南亞音樂研究
原上海音樂學院趙佳梓教授以自身學術背景、豐富的田野經驗和生活經歷為基點、以中國東南沿海與太平洋南島民族音樂間的聯(lián)系作為切入點，對南島民族的社會與文化，以及民族音樂的特點等內容進行了報告。同時，他與在場青年學子分享了個人學術經驗，強調民族音樂的學習要“立足中國、放眼世界”。
上海音樂學院應有勤教授從聲學角度，對東南亞竹管打擊樂器聲學原理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了其共同特征，即：“典型棒振動”的模型“腹點”和“節(jié)點”都是對稱的。根據此原理，他對昂格隆等竹樂器進行了開發(fā)以及科學的改革，避免了閉管的“開口處”處于“節(jié)點”的情況，同時改變了竹制樂器因受潮等因素導致變音的情況。在發(fā)言后的交流中，陳自明教授對昂格隆在兒童和老年音樂教學中的應用問題進行了補充。
中央音樂學院楊民康教授將視點放置在柬埔寨吳哥窟佛教樂舞壁畫上，將其與元代周達觀撰寫的《真臘風土記》進行比較，并將吳哥窟的舞蹈雕像按藝術體裁分為：以Apsara仙女舞為代表的表演性歌舞、佛教節(jié)慶期間的群體舞、皇室出巡儀仗及民間佛事中的鼓樂及舞蹈以及飛禽舞。
多年從事二胡演奏和二胡教學的廣西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陳坤鵬教授，對東南亞擦弦樂器進行研究，將氣分為以一弦胡琴和二弦胡琴為代表的胡琴類以及以二弦提琴和三弦提琴為代表的提琴類。他著重對湄公河流域的二弦胡琴文化叢進行了剖析，將其劃分為同宗共生層、形制和材料共生層、功能性共生層以及音律技法共生層。
中國音樂學院助理研究員徐天祥以《巴扎（Baja）：流傳于中緬景頗――克欽族的蘇格蘭風笛》為題，對“巴扎”這一樂器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他從題目關鍵詞的解題、研究緣起、中緬英三國的史料梳理，到分析巴扎的音樂構成以及“巴扎”的民族化和面臨的困境五個方面進行了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報告。
浙江藝術職業(yè)學院饒文心教授從樂律學角度，對音高頻率和音位的大量數(shù)據進行分析，認為，柬埔寨傳統(tǒng)音樂不屬于七平均律，其樂律特點體現(xiàn)在“偏小的大二度和偏大的小二度”的二度音程上，并將此歸結為柬埔寨民族音樂心理的寬容性。
此外，還有蘇毅苗《以祈甘雨，介我稷黍――中國滇南彝族尼蘇人與越南北部倮倮人的求雨儀式記》、楚卓《東南亞銅鼓的流轉情跡》、楊琛《東南亞范圍內的竹筒體鳴樂器研究》、武蕊《印度尼西亞克隆鐘音樂的音樂學分析》、張小梅《一歌紆縈良久，一境相望千年――中越京族民歌音樂形態(tài)共性個性之比較研究》、楊瑾《印尼竹樂器安格隆的發(fā)展與應用》等來自世界民族音樂研究的“生力軍”的報告。這些報告體現(xiàn)出青年學者敏捷獨到的學術思維、科學厚實的田野積淀、踏實肯干的治學態(tài)度，在他們的報告中可以看到世界民族音樂和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希望。
二、其他地區(qū)音樂研究
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張玉榛教授將學術關注點集中于印度傳統(tǒng)音樂的傳承模式，通過對印度傳統(tǒng)音樂教育模式的分析、闡釋，探尋出區(qū)別于西方音樂教育體系的印度傳統(tǒng)音樂教育的特征，對構建中國特色的民族傳統(tǒng)音樂教育體系也有很好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南通大學藝術學院董云副教授對土耳其卡拉戈茲皮影戲的歷史源流、它與伊斯蘭宗教文化和蘇菲神秘主義思想的聯(lián)系、其喜劇程式與音樂特征進行了闡述。
山東藝術學院李如春副教授則通過對《天烏烏》作品調式、節(jié)奏、音高、曲式等方面的分析，展現(xiàn)出臺灣民歌諧謔、風趣的一面。
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莊靜，通過學習印度塔布拉鼓10年來的經驗和思考，歸納出北印度塔布拉鼓的節(jié)奏圈“雙層結構”的概念。她還通過現(xiàn)場展示讓與會人員感受到了塔布拉鼓的獨特韻律和魅力。
上海音樂學院博士后寧穎研究員，通過對“盤索里”這一長篇說唱表演形式進行中韓跨界田野考察，對“盤索里”的音樂內容來源、傳入中國的方式、表演風格三個方面進行闡釋，并將問題提升至延邊歌手通過演唱“盤索里”實踐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層面。
秘魯阿亞庫喬排簫是當?shù)孛耖g音樂和宗教活動相結合的典型，中央音樂學院候選博士孫波對秘魯阿亞庫喬的排簫及其音樂形態(tài)進行了分析，揭示出阿亞庫喬排簫的特色，闡述了其在文化環(huán)境中的社會價值。
印度德里大學碩士劉慧媛通過西塔爾琴的現(xiàn)場演奏，對印度傳統(tǒng)曲調拉格（Raga）的常用音階和曲式框架進行了演示。
三、世界民族音樂教育與推廣
漢諾威音樂、戲劇與傳媒大學Reinhard Ring教授在題為《Different types of rhythm in different culture》的報告中，打破按照“地域”對節(jié)奏進行劃分的傳統(tǒng)模式，將節(jié)奏分為三類，即：無規(guī)律的節(jié)拍、劃分明顯的節(jié)拍、有節(jié)拍但劃分不明顯的，展示了國外對于世界各個民族音樂節(jié)奏的教學方式和理念。
中國音樂學院陳銘道教授通過珍貴的影視民族音樂志資料和幽默風趣的語言，以中國音樂學院對民族音樂學博士研究生提出的提供40分鐘的影片的要求為例，強調了影像記錄在民族音樂學教學和實踐中的重要性。
云南藝術學院朱海鷹教授對“世界民族音樂”課程教師在知識、資料、語言、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以相關文獻中的錯誤實例進行舉證，強調閱讀資料要有質疑的態(tài)度。
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系潘林紫副主任，以廣西藝術學院承擔的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培育基地“中國-東盟音樂文化跨界傳播中心”高端智庫建設為例，展示了廣西藝術學院在區(qū)域音樂領域的教研成果，為高校世界民族音樂課程的教學提供了參考范式。
中國民族器樂學會理事李悅，以其文學專業(yè)的學術背景、跨學科的視點和研究方法，以《少數(shù)民族音樂普及中的常見問題》為題，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報告。
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的何璐，通過現(xiàn)場演奏的方式對古巴打擊樂器進行了展示，呈現(xiàn)出古巴打擊樂器具有和聲性音色的特點。
此次會議還請來了云南少數(shù)民族的藝術家，以及來自緬甸、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的藝術家以“音樂工作坊”的形式進行更加深入、生動的研討，并結合工作坊舉行了三場音樂會，讓與會者全面感受東南亞各國的文化、風情，體會東南亞音樂的“廣泛、多樣、美妙與獨特”，更加真實地“觸摸”民族音樂。其中，在云南少數(shù)民族音樂工作坊中，云南民族大學民族藝術學院張文俊教授通過對指法運用和氣息控制等技巧的鉆研，對葫蘆絲古老而傳統(tǒng)的音色進行了“復原”；緬甸仰光“圍鼓樂隊”對圍鼓、圍鑼、排鑼、巧龍巴鼓等代表性樂器的精湛演奏，視聽效果震撼且富有感染力；越南的特龍琴、克隆布特琴、克尼琴、無底琴、獨弦琴等典型樂器，歌籌藝術，以及越南特色國服“ao dai”都盡顯越南文化的柔美纖細；馬來西亞舞蹈和服飾中體現(xiàn)的伊斯蘭文化特質；印度西塔爾琴的直抵心靈、塔布拉鼓節(jié)奏的復雜多變、印度舞蹈的宗教與肢體的統(tǒng)一性，無一不令人稱道。
若用一句話來概括此次會議的特點，就是“理氣互為，新生曲”。而這也是會議舉辦成功之所在。所謂“理”，“是一種理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看不見、捉摸不著的東西……是形成一種事物的基本原則”。所謂“氣”，“它是一種現(xiàn)實的、有象的、形而下的東西……是造成事物的原料，這種原料，隨著理的線索，形成出一種有形有象的物件”。[1]22-23此次會議的成功：其一，是圍繞著“東南亞音樂”的會議主題，與會者從民族音樂學、音樂社會學、音樂人類學、聲學、律學等不同視點對東南亞和其他地區(qū)音樂進行了深度探討，涌現(xiàn)出不少有價值的論文。這是對“理”的探究不斷加深。其二，論文宣講和“音樂工作坊”、民族音樂會在此次會議中緊密聯(lián)系、相互呼應，充分體現(xiàn)出“理性思考+實踐+感性體驗”的學科特點和會議傳統(tǒng)。這就是“理氣互為”，將世界民族音樂的道理、原理、規(guī)律等形而上內容的探討與形而下的具體音樂事象緊密結合，彼此互生、互證。其三，“新生曲”，是指會議中涌現(xiàn)出的年輕學者。世界民族音樂學中堅力量的成熟、新生力量的快速成長，以及老中青三代學者間的互通、互助，正是在用實際行動譜寫世界民族音樂之“大曲”，這是學科正在成長、向前的有力證明。
但是，也可以看出世界民族音樂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其一，“多元文化”的意識和概念還未得到足夠的普及，使得公眾對世界民族音樂的認識和接受程度不高，世界民族音樂學科的發(fā)展依舊存在阻力。其二，世界民族音樂教育體系建設有待完善，學科教育思想、教學思想體系、課程設置等基礎性內容都有待加強，教師隊伍的教學能力和教學水平有待提高。
在此次會議中，陳自明教授、趙塔里木教授等學科帶頭人體現(xiàn)出的嚴謹、謙虛、真誠、科學的治學態(tài)度，讓人欽佩、令人動容。相信在這樣積極、正向的為學、為人的態(tài)度和作風的帶領下，世界民族音樂學、民族音樂學，乃至中國的民族音樂教育都一定會取得更好、更快的發(fā)展，迎來更加美好、和諧的學術前景！
呼倫貝爾學院位于東北部，是坐落于祖國邊疆呼倫貝爾市的唯一一所面向全國的全日制綜合性普通高等學校。作為二級分院，音樂學院以致力于傳承和發(fā)揚本地區(qū)、本民族優(yōu)秀的音樂文化為己任，多年來培養(yǎng)了音樂教育、音樂學、蒙古族民歌演唱等專業(yè)畢業(yè)生3000余人，向社會各界輸送合格的音樂教育、音樂表演等方面的藝術人才，為民族音樂的生存和可持續(xù)發(fā)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一、音樂學院保護和傳承本土民族音樂的成果
（一）在音樂學科與專業(yè)建設上突出民族音樂特色建設
為立足特色優(yōu)勢，我院設立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yè)，致力于民族音樂人才的培養(yǎng)，并于2008年被評為內蒙古呼倫貝爾學院特色學科。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yè)現(xiàn)開設的課程由三部分組成：專業(yè)核心課（聲樂、中外音樂史與欣賞等）;專業(yè)基礎課（基本樂理、視唱練耳等）;專業(yè)選修課（蒙古族簡史、蒙古語言與文化等）。在合唱課、鋼琴課、器樂等課程的教學中納入了呼倫貝爾地區(qū)民間音樂，拓寬教學內容，更能體現(xiàn)地方性、民族性的特點。
（二）堅持“因地制宜”編寫本土教材
為使民族音樂在高校藝術教育中系統(tǒng)化、科學化和規(guī)范化發(fā)展，我院充分利用地方資源鼓勵教師編寫本土教材。編輯出版的教材有《彩虹?呼倫貝爾民歌創(chuàng)作歌曲60首》、《彩虹?呼倫貝爾集錦》、《內蒙古民族民間音樂》、《蒙古族聲樂作品選》、《巴爾虎、布里亞特民歌》等。
（三）努力拓展校外民族音樂實習、實訓基地規(guī)模
根據特色專業(yè)活態(tài)傳承機制的特點，音樂學院與海拉爾文化活動中心、鄂溫克旗烏蘭牧騎、陳巴爾虎旗烏蘭牧騎等文化單位簽訂了藝術實踐基地協(xié)議，為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yè)學生提供實習、實訓基地，增長實踐經驗。
（四）在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中展示民族音樂藝術風采
在音樂學院舉辦的校園文化藝術節(jié)及各類演出活動中，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yè)學生的表演以其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獲得好評。2011年參加俄羅斯后貝加爾國立師范大學藝術節(jié)巡回表演并受好評;2010年、2011年在“高雅音樂進校園”演出活動中，承擔了滿洲里中學、海一中、謝爾塔拉中學等地的巡回演出，受到一致好評。他們在完成演出任務的同時也使民族音樂得以傳播，使民族音樂成為內蒙古呼倫貝爾學院“走出去”的華彩名片。
（五）積極參與各種民族音樂學術會議
2008年12月我院教師參加中國音樂學院主辦的“全國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傳承學術研討會”并提交論文;2011年7月我院教師參加內蒙古藝術學院主辦的“中國?內蒙古民歌藝術學術研討會”并提交論文;2011年2月我院教師參加沈陽音樂學院主辦的“中國民族聲樂藝術研究會?第五屆全國民族聲樂論壇”。
（六）學生獲獎情況
薩礎茹拉：2010年獲呼倫貝爾長調民歌比賽金獎;2010年7月獲“第二屆孔雀獎全國高等藝術學院聲樂大賽”大學生組民族組銀獎。
烏云琪琪格：2009年榮獲“海地區(qū)首屆蒙古族業(yè)余歌手電視大獎賽”二等獎;2010年獲呼倫貝爾長調民歌比賽銀獎。
金馬蹬組合：2010年7月獲“第二屆孔雀獎全國高等藝術學院聲樂大賽”大學生組流行唱法銅獎;2011年獲“草原星”中央電視臺青歌賽內蒙古選拔賽決賽第二名。
二、邊疆高校保護與傳承本土民族音樂的策略
（一）構建研究科學歌唱技法的蒙古族與“三少民族”聲樂藝術中心
我院應成立一所研究科學歌唱技法的蒙古族與“三少民族”音樂藝術中心，使之成為呼倫貝爾地區(qū)高層次民族音樂藝術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要基地。在藝術中心里，可鼓勵學生以傳統(tǒng)形式組織多種民間樂隊演奏婚嫁禮儀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等，指導學生排演傳統(tǒng)演出劇目，還可成立具有多種演唱形式的歌唱隊和專門負責整理、挖掘呼倫貝爾地區(qū)傳統(tǒng)民族音樂文化的機構，通過對傳統(tǒng)音樂文化遺產的挖掘、整理和編輯出版，不僅可以保存大量珍貴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資源，而且也會使呼倫貝爾本土民族音樂成為一種得到國家“認證”的普遍性知識。
（二）減少“舞臺化”交流模式，增加國內外“學術化”互動
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yè)學生參加的多數(shù)活動仍舊停留在“舞臺化”式的交流模式，而忽略了與國內外“學術化”的互動，而且相同節(jié)目重復上演，缺乏新意。我院不但要營造搶救、保護、傳承和發(fā)展傳統(tǒng)音樂的藝術氛圍，更要構造傳統(tǒng)音樂的學術氛圍。我院可與當?shù)匚幕帧⑷罕娢幕囆g館合作，進行校辦產業(yè)發(fā)展，推進產學研用結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建立民族音樂學術中心。主要任務是教師帶領學生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積極鼓勵學生申報科研項目，將學生的科研實踐能力與開發(fā)地方傳統(tǒng)音樂文化遺產與資源，挖掘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底蘊結合起來，不僅能形成我院的辦學理念和風格，突出我院的辦學特色，而且對研究開發(fā)地方科學文化遺產和特有資源，提升地方文化品位具有現(xiàn)實意義。
（三）加強課程建設，拓展學科和專業(yè)建設
為弘揚本土民族音樂，促進學科建設與發(fā)展，加強課程建設迫在眉睫。呼倫貝爾地區(qū)傳統(tǒng)民族音樂資源豐富、形式多樣，應當充分利用當?shù)赜行зY源，在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原有課程和專業(yè)基礎上加強課程建設，拓展學科和專業(yè)建設。如開設《本土民族民間音樂賞析》，加快蒙古族呼麥、四胡、好力寶、三弦，鄂溫克族諾仁卡琴（三弦拉奏琴）、奧茸琴（五弦彈拔琴）①，達斡爾族的口弦琴等傳統(tǒng)音樂專業(yè)，并在學院內部通過課程整合，取長補短，圍繞民族音樂特色，集中力量合力打造“民族文化與民族特色的學科優(yōu)勢”。同時也為當?shù)厮璧南嚓P新專業(yè)在社會上開展實踐教學、科研、學生就業(yè)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渠道。
（四）大力引進優(yōu)秀民間藝人，保護和發(fā)展傳統(tǒng)音樂的“活態(tài)”傳承
為弘揚本土民族音樂，學院特聘請呼倫貝爾地區(qū)長調民歌傳承人布里亞特、巴爾虎蒙古族歌唱家道力金、蘇古爾等優(yōu)秀教師。但這對于課程建設、學科建設的需求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將各地區(qū)各類型身懷絕技的民間藝人請進課堂，為學生傳授他們的成功經驗。民間藝人是傳統(tǒng)音樂的傳承者，民間音樂通過他們口傳心授的方式才能世代相傳，造就傳統(tǒng)音樂這一“活化石”。將民間大師引進課堂，是搶救、保護傳統(tǒng)音樂的關鍵，也是高等藝術教育培養(yǎng)民族音樂人才的積極舉措。我們青年教師有責任與大師共同為推動教學、科研、學科建設和自治區(q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發(fā)揮主力軍的作用。
（五）加強本土傳統(tǒng)民族音樂各類教材的建設
在本土教材建設方面，我院教師編輯出版的民族音樂教材種類繁多，他們自覺承擔挖掘與發(fā)揚民族音樂的責任。但還存在音樂分類模糊，類型單一等問題，多以民間歌曲為主，而民間器樂曲、說唱音樂和歌舞音樂教材仍存空白。應組織有關專家、學者集中力量，組織一個專業(yè)化的團隊，與整理、挖掘呼倫貝爾地區(qū)民間音樂文化的機構合作成立教材編委會，編寫一套涵蓋面廣、音樂分類規(guī)范、音樂類型豐富的系統(tǒng)化、科學化、規(guī)范化，具有較強專業(yè)性和實用性的教材。
三、對學生采取多樣化的考核形式
（一）通過作品展演考查學生的實踐能力
展演形式可包括獨唱、二重唱、四重唱和合唱等民族傳統(tǒng)演唱形式。營造良好的氛圍，讓學生們自由高歌，相互切磋交流，提高歌唱技巧，克服緊張情緒。此外還可以排練傳統(tǒng)演出劇目，讓學生感受劇中人物鮮明的個性。這些都需要以良好的聲樂技能作為基礎，以真切的情感作支配。同時，由于作品的風格和韻味、人物形象的表演都有較高的要求，對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也十分有利。另外演出劇目的展示是在舞臺上完成的，這對學生的舞臺實踐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通過對外演出考查學生的專業(yè)能力
對外演出是學生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直接有效方式。學院可以與當?shù)匮莩龇詹块T、媒體、企業(yè)等合作，開展傳統(tǒng)節(jié)日、單位慶典、主題聯(lián)誼等演出。利用節(jié)假日和課余時間，與需求單位協(xié)作，有組織地創(chuàng)造、編排各類雅俗共賞、符合各單位活動主題、貼近當?shù)厝罕娚詈蛯徝懒晳T的民族節(jié)目，既可豐富地方人民群眾文化生活，促進地方精神文明建設，又能服務于地方經濟的發(fā)展，取得良好的社會聲譽。
（三）借鑒“書院”式管理模式，考查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表現(xiàn)
“書院式管理模式致力于促進學生在認知、體魄、道德、情感、社會性等方面的多維度成長，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習和豐富的生活體驗。”②在書院里，教學科研人員和專家作為學生的生活導師，關心學生日常學習、生活，幫助學生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培養(yǎng)學生的科研精神和創(chuàng)新能力，引導學生為自己進行學術規(guī)劃，通過言傳身教增進學生對人類知識創(chuàng)造的認識，啟發(fā)學生思考為學為人的準則。
長期以來，蒙古族民歌演唱專業(yè)的聲樂課采取一對一的授課模式，長期固定在一位教師的教學方法上，制約了學生博采眾長。因此，設立一個師生互動的平臺，可以彌補一對一授課的不足。如，由不同年級學生與導師形成關系密切、互動交流的師生社區(qū)，并建立輔導咨詢、興趣小組、名家談藝等非正式的教育課程，學生可以將自己現(xiàn)階段在學習聲樂當中所產生的問題留在輔導咨詢一欄中，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四）教師科研課題與大學生創(chuàng)新項目相結合，考察學生團隊合作能力
讓學生參與到教師科研項目中來能夠更好地發(fā)揮學生開展創(chuàng)新項目的主體能動性。通過與教師的配合，不但能大大提高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還能提高教師的工作效率。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利用有效設備和資源，既有利于科研創(chuàng)新隊伍的合作，又壯大了學院的科研團隊，為培養(yǎng)高校民族音樂科研創(chuàng)新人才積蓄力量。
我院應發(fā)揮地域優(yōu)勢，民族特色，全院各民族師生共同努力推動現(xiàn)代化教育的本土化，形成一種全新的現(xiàn)代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新型教學模式”。將本土民族音樂充分納入到邊疆高校的藝術教育體系中，使瀕臨失傳的民間音樂走進校園，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科學傳承，為自治區(qū)實現(xiàn)民族文化強區(qū)立下汗馬功勞。
注釋：
國際音理會（IMC）成立于1949年，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屬下的音樂領域最高組織，總部設在巴黎，其宗旨為促進世界音樂文化、音樂教育與音樂研究的交流。亞洲大洋洲音樂學會是國際音理會下屬的四個區(qū)域性音樂協(xié)會之一，其目的是“進一步加強亞大地區(qū)音樂的交流與宣傳，加強和改善我們共同的活動，為各種各樣的音樂發(fā)展做出相應的貢獻和支持”。亞太民族音樂學會（APSE）是以搜集、整理、保存亞太地區(qū)傳統(tǒng)音樂、支持亞太地區(qū)的相關音樂研究、促進這個地區(qū)不同國家間的國際文化交流為目的的國際性組織，學會會員近千人，遍及亞太地區(qū)二十幾個國家。泰山學術論壇是山東省教育廳為推進山東高?！疤┥綄W者”工程建設，擴大山東在海內外吸引人才工作的影響力，引領高校學科發(fā)展和人才工作設立的一個專門學術論壇。它以“泰山學者”特聘教授為主體，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等學科領軍人物，召開國際學術會議，舉辦學術講座，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跟蹤國際學術前沿發(fā)展動態(tài)，把握學術發(fā)展方向，促進學科建設和發(fā)展。
本屆“兩會一壇”共有來自包括中國、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韓國、柬埔寨等國家的近百位國內外學者參會，收到中外文學術論文五十余篇。在為期3天的會議中，與會代表圍繞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區(qū)民族音樂之間的傳播與交流，構建該地區(qū)各自國家民族的傳統(tǒng)音樂理論體系，區(qū)域音樂的傳承研究，山東民間音樂文化研究等議題，進行了主題發(fā)言以及廣泛而深入的交流與探討，并對學會及各國民族音樂的發(fā)展進行了展望。
下面，從五個方面，對本屆“兩會一壇”的學術成果進行概括與總結：
一、關于兩個學會的發(fā)展與建設問題
亞太民族音樂學會會長王耀華教授《以學術年會為載體，促進亞太地區(qū)民族音樂學術交流——以亞太民族音樂學會為例》的發(fā)言，指出通過該學會近年來在不同地區(qū)成功舉辦學術年會，探討了以學術年會促進各國之間音樂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可能性，既保護了不同族群音樂文化的特性，同時也促進了音樂文化的持續(xù)性發(fā)展。國際音理會亞大地區(qū)音樂學會會長海倫·蘭卡斯特（Helen Lancaster）《亞洲大洋洲地區(qū)音樂學會在不同文化中的音樂特色建設》的發(fā)言，介紹了該學會的成立目的，即不同音樂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并分別列舉了兩個不同區(qū)域音樂合作的成功案例：一是2011年國際音理會在愛沙尼亞舉行的音樂論壇中的“圣靈世界”，即把以色列和加沙的爵士樂手聚在一起，他們共同表演、幫助彼此的案例：二是1999年四川音樂學院作曲家鄒向平與澳大利亞音樂家萬尼薩·湯姆雷森（Vanessa Tom-linson）和格瑞克·格里斯伍德（Grie Griswold）合作創(chuàng)作的《坦途》，體現(xiàn)了中西音樂間的對話。韓國漢陽大學權五圣教授（Kwon Oh-sung）的《21世紀亞洲音樂學未來發(fā)展的方向》，提出“我們關注的是全球化程度越高，小國的文化特點將會逐漸消失，因為大國的文化團體將會戰(zhàn)勝小國文化特點，這就意味著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存在著失去文化多樣性的危險。因此，文化的原始性與獨特性在全球化時代顯得尤為重要”。另外，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qū)音樂學會理事、新西蘭的朱莉·斯佩琳（Jilie Sperring）的《亞洲大洋洲地區(qū)音樂學會在地區(qū)協(xié)作中的支持一以新西蘭音樂與音樂家為例》從不同視角探討了區(qū)域合作與交流的現(xiàn)實意義與未來發(fā)展的展望：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qū)音樂學會理事、澳大利亞的邁克爾·索利斯（Michael Sollis）的《亞太青年音樂家國際交流合作的途徑》的發(fā)言也指出了亞太各國青年音樂家合作的現(xiàn)實意義、方法和途徑。
二、關于區(qū)域音樂文本研究、保護、傳承等專題，是本屆年會的重頭戲
泰國馬哈沙拉堪大學音樂學院亞利策·夏帕洛特（Jarernchai Chonpairot）教授的《學習演奏泰國肯（Khaen）的新方法》，探討了經過實踐的有效學習泰國口琴（Khean）的方法（技法方面），對于傳統(tǒng)樂器的傳承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中央民族大學毛繼增教授《雪域優(yōu)秀傳統(tǒng)音樂是中華文化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的發(fā)言，凝聚了作者長達4年時間8次深入藏區(qū)潛心研究的心血。作者有選擇地研究了藏族一音歌曲“伯諧”，用“歐蓋”唱法演唱的誦經音樂以及史詩《格薩爾王傳》，指出了由于獨特的自然和歷史原因，藏族傳統(tǒng)音樂已經成為了“中華文化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中央民族樂團張振濤教授《走進現(xiàn)代的陜北民歌》的發(fā)言，以深層社會、政治為背景，關注20世紀以來陜北民歌的歷史變遷，論證了陜北民歌在20世紀傳遍全國是“政治層面的話語權威以及民間文化走向現(xiàn)代性的時代需求”。青島大學祁慧民副教授《論互助土族人的色彩觀念》的發(fā)言從一個民俗現(xiàn)象著手，通過對青?；ブ磷迦薙haoso的文化解讀，得出“彩虹故鄉(xiāng)”是青?；ブh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其五種色彩在生活中的運用蘊含著土族人的信仰、觀念和文化選擇的結論。南京藝術學院孫明躍副教授《“白沙細樂”——多民族音樂文化的結晶》的發(fā)言，從樂器和曲牌入手，闡述了其文化內涵及發(fā)展演變的歷史進程，揭示了“白沙細樂”是納西族本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交匯與融合的產物的觀點。中央民族大學柯琳教授《貴州安順“地戲”發(fā)展路徑研究》的發(fā)言，以分布于貴州安順地區(qū)的“地戲”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了該戲種如何適應區(qū)域環(huán)境、承傳區(qū)域文化以及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等問題。最后指出：“一粒沙知世界，一個屯堡文化或許是每一個民族和族群文化發(fā)展的縮影。”蘇州大學馮蕓教授《多元文化視野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通過對歷代編訂的昆曲曲譜在版本、譜式、制譜及多樣化的呈現(xiàn)與不同詮釋，折射出的珍貴文獻價值和理論價值。
三、關于亞太地區(qū)民族音樂傳播與交流的專題，亦成為本屆學術論壇的主題
其一，是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定音樂形態(tài)的傳播與交流的研究。如山東藝術學院“泰山學者”劉曉靜教授的《明清時期中國俗曲的發(fā)展與傳播》，通過對明清時期興起于北方、蔓延至南方，成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一種重要音樂現(xiàn)象的俗曲進行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特定歷史背景下俗曲的文化內涵，總結了俗曲“活潑清新，純真尚情”的藝術特質以及對周邊及其他地區(qū)所產生的廣泛而持續(xù)的影響。
其二，是對中華文化圈內的音樂傳播與交流的研究。如青島大學王靜怡教授《中國音樂在東南亞地區(qū)的傳播特點》的發(fā)言，通過對近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音樂在東南亞地區(qū)的傳播史料的梳理，總結了其階段性、傳播媒體及途徑的社會性、傳播內容的偏重性以及傳播方式的多樣性等主要傳播特點。作者進一步指出，內容和方式的多樣性使得中國音樂無論在第一代移民還是新一代華人中都能被接受。無論在華人社會的傳統(tǒng)音樂、創(chuàng)作音樂中，還是在當?shù)孛褡逡魳分卸寄艿靡泽w現(xiàn)，從而真正地融入并植根于東南亞民眾，成為東南亞多民族音樂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山東藝術學院王東濤副教授《中日傳統(tǒng)音樂中幾個相同概念的不同內涵》的發(fā)言，以中日傳統(tǒng)音樂中諸如雅樂之類的幾個相同的核心概念的比較分析作為切入點，通過對相關史料的考證，揭示了這些相同概念的內涵的本質不同，同時也進～步探溯了古代中日音樂交流中，形成這些相同概念變異的諸多歷史原因。
其三，是中西音樂的交流方面。如山東藝術學院彭麗教授《中國音樂在美國西部大學的傳承與流變》的發(fā)言，介紹了中國音樂在美國西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課程設置、教學理念及藝術實踐等情況，指出了中樂作為傳承中華音樂文化的載體正以新的形式與內涵進行著流變的現(xiàn)實狀況。
此外，尚有關于特定區(qū)域和歷史時期內的樂器律制進行專題研究的發(fā)言，如韓國李輔亨（Lee Bo-Hyung）教授《十二聲或七聲：平均律樂器》的發(fā)言，則從樂器學的角度對東亞歷史上的平均律樂器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
四、關虧山東民間音樂文化研究的專題發(fā)言，集中展示了山東當?shù)貙W者對自身音樂文化的關注和重視
山東省文聯(lián)副主席、音協(xié)主席張桂林《齊魯傳統(tǒng)音樂的曾經發(fā)展和思考》的發(fā)言，以山東傳統(tǒng)音樂為線索，從歷史和現(xiàn)實的高度提出了重視民間藝術的保護，應從保存、繼承、發(fā)展三個層面對齊魯大地的音樂遺產進行傳承。山東藝術學院王世慧教授《“魯南五大調”的歷史淵源及在不同時期的社會影響>的發(fā)言，則通過剖析“魯南五大調”的地域特性、社會經濟特性入手，將“魯南五大調”與江南一帶的民間音樂相比照，勾勒出其流傳、變異的過程，同時對“魯南五大調”在不同社會時期的不同文化功能屬性進行了闡述。山東藝術學院周明副教授《文化生態(tài)學的“內循環(huán)”——挫琴，一件上古樂器的傳承與“旗城效應”的相對守護》的發(fā)言，對流傳于山東中部青州、臨淄等地的挫琴的歷史淵源，提出了它所具有的“內循環(huán)”文化生態(tài)特征，即“挫琴的存在與青州北城獨特的地理、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下而產生的‘旗城效應’的相對守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五、其他新的研究成果的專題發(fā)言
對泉州民歌研究 文 章 來 源 w w w . 3 e d u . n e t
長期以來,閩臺海峽兩岸以及東南亞等世界各地閩南語系地區(qū)的閩南同胞都非常喜愛并傳唱閩南語歌曲。談到閩南語歌曲人們會立刻聯(lián)想到臺灣的閩南語歌曲,如《愛拼才會贏》、《車站》、《燒肉粽》、《金包銀》等,但作為閩南語歌曲源頭之一的泉州傳統(tǒng)民歌卻鮮為人知。
泉州是我國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我國著名的僑鄉(xiāng)和臺灣漢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勞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長期的勞動生活中集體創(chuàng)作了《燈紅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眾多“原生態(tài)”的閩南民歌,但是這些原汁原味的閩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卻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王耀華等學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閩南語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較分散,主要以記譜為主,較少對音樂區(qū)域色彩特點進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為研究對象,從民歌分類和音樂特點等角度探討其所具有的地方區(qū)域色彩。這些泉州民歌不僅膾炙人口,而且隨著移民遠播臺灣及東南亞地區(qū),是當代閩南語音樂創(chuàng)作和音樂教育的豐富素材。因此這一課題對于閩臺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峽兩岸骨肉之情以及保護民歌的“生態(tài)文化”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歌種分類
泉州地區(qū)包括泉州市、惠安縣、南安縣、晉江縣、永春縣、安溪縣、南安市、晉江市和石獅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內山巒起伏,海域面積廣闊。由于長期海上交通的發(fā)展,許多泉州人漂洋過海到異邦謀生或往臺灣開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僑胞和港澳同胞達七百多萬人;而目前在臺灣的二千多萬漢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約有八百多萬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環(huán)境孕育下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閩南語歌種,有漁民號子、過番歌、茶歌、童謠、習俗歌、情歌等。
1.漁民號子:主要分布在晉江、惠安、石獅等地。這是伴隨著泉州人民長期“以海為田、以海為生”的漁業(yè)生活產生的,這些帶有閩南方言韻味的口語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閩南人特有開拓精神的漁民號子,如惠安的《劃槳號子》,崇武的《搖櫓號子》,晉江永寧的《漁民號子》、《車網》、《拔帆》、《拉舢舨》,石獅的《船漁號子》等。這些勞動號子反映漁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現(xiàn)他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但是這些旋律音調在現(xiàn)今的漁民生活中已經不再傳唱了,在上個世紀還能夠聽到的曲調現(xiàn)在已經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區(qū),在當?shù)匾卜Q“褒歌”,是茶鄉(xiāng)男女青年在對唱中表達互相愛慕、互相贊揚的一種口頭歌謠形式。閩南是中國烏龍茶的主產區(qū),號稱“中國烏龍茶之鄉(xiāng)”,閩南地區(qū)的茶歌是茶區(qū)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勞動生活中,觸景生情,即興編唱,創(chuàng)作出優(yōu)美動聽的閩南茶歌調。如安溪的《采茶歌》、《請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頭出來紅綢綢》,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摜茶籃挽茶葉》、永春的《茶山鬧蔥蔥》等。根據藍雪霏老師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體光盤《臺北褒歌之美》中對臺北茶區(qū)的調查資料,臺灣褒歌的節(jié)奏及其旋律基本構架是由閩南安溪一帶山地的挽茶相謔歌發(fā)展而來,還有臺灣歌仔戲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調使之成為歌仔或歌仔戲的曲牌,如臺灣歌仔戲藝人“矮子寶”演唱的“賣藥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習俗歌曲:是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傳比較廣泛的一種抒情小曲。泉州習俗歌曲內容豐富,主要有《王大姐》、《燈紅歌》、《冬絲娘》、《采蓮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長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燈紅歌》表現(xiàn)了閩南地區(qū)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點燭臺、頂爐燒香的習俗,采用一領眾和的演唱形式,表現(xiàn)佳節(jié)的祥和與歡樂的氣息。
4.過番歌:以反映出國背景、海外勞動生活以及僑眷生活為內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這些閩南語民歌不僅在閩南僑鄉(xiāng)廣為傳唱,而且在東南亞各國聚居地幾乎家喻戶曉。傳播海內外的《番客歌》就是僑鄉(xiāng)歌謠的代表作。
二、外來小調的變異性
泉州傳統(tǒng)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閩南旋律曲調以外,還有一些是外來的小調類民歌。這些民歌傳入泉州地區(qū)后,往往融入了閩南人民所習慣的調式、旋法與音階等音樂語匯,符合了閩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審美習慣。如江蘇小調《孟姜女》、安徽的《鳳陽花鼓》和北方的《蘇武牧羊》等?！懊辖{”,又稱“春調”、“梳妝臺”、“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國流傳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的民間小調之一。“孟姜女調”傳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五更鼓”在結構、調式以及音調等方面與“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詞內容則發(fā)生較大的改變。如下面泉州地區(qū)的《五更鼓》譜例,旋律骨干音與江蘇《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舊采用起承轉合的曲式結構,只在樂句進行中根據閩南唱詞唱腔加入變化的因素:
1.歌詞內容發(fā)生改變?！懊辖{”一般采用“十二月體”或“四季體”,而流傳在泉州地區(qū)的五更鼓調,則是以“更點”為順序分節(jié)、分段,完整地詠唱出所要表達的主題內容。歌詞按閩南方言誦讀押韻,唱詞從“一更”唱到“五更”,表現(xiàn)了月下一對青年男女私定終生的情景。
2.音階形式發(fā)生改變:從音樂結構、旋律進行動向、骨干音看,顯然是由“孟姜女調”變化而來的。在其變化過程中,音階結構和旋法是起主導作用的,音階結構變?yōu)獒?、羽、變宮、宮、商、角、變徵、徵,旋律進行中常會出現(xiàn)閩南民歌特有的“變宮”、“變徵”旋律樂匯的潤飾,從而具有了閩南語民歌細膩、柔美、委婉動人的氣質和韻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區(qū)的閩南語民歌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習俗歌曲純美質樸、感情真摯、明亮歡快,與臺灣日據以來創(chuàng)作的沉郁幽怨的閩南語歌曲有著本質的區(qū)別。1.泉州方言的影響:泉州民歌,是在借鑒古代方言歌謠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均用具有地方韻味的閩南語唱念。從歌詞而言,其口頭性和方言性特別強,方言俚語特別多。這些閩南語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難念出韻腳,在普通話中也很難念出相對應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調與泉州方言聲調相互關聯(lián),曲調跟著聲調走,聲調融于曲調中。如泉州童謠《天烏烏》,歌詞“天烏烏,要落雨,海龍王,要娶某,龜吹簫,鱉打鼓,水雞扛轎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語較多,如“某”,閩南語中指代“妻子”、“水雞”指代“田雞”,旋律基本與念唱的音韻、聲調的平仄走向相穩(wěn)合。用閩南方言吟誦的音調與語調為旋律發(fā)展的基礎,用“唱”的方式來“讀”閩南方言文學歌謠,其音調基于歌謠誦讀,音樂節(jié)奏基于歌謠誦讀的節(jié)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宮、商、角、徵、羽五聲音列為基礎,在旋律進行中常出現(xiàn)變宮(7)或變徵(#4)兩個音,偶有出現(xiàn)清角音(4),從《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選曲譜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現(xiàn)的次數(shù)較少,屬經過音或裝飾音,變宮與變徵這兩個變音在旋律中重復出現(xiàn)的次數(shù)較多,變聲明顯占著比較重要的位置。
3.變宮、變徵的旋律結構型態(tài):由于變宮、變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種在五正聲基礎上增加變宮、變徵音的旋律結構形態(tài)。如加入變宮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譜中由羽音上行到變宮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結構型態(tài),這時的變宮扮演著裝飾過渡的色彩,樂曲雖然是商調式,但卻強調羽音的色彩,隱現(xiàn)羽調式,使旋律樂匯更加細膩,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變徵音的泉州民歌《燈紅歌》:曲譜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變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種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結構型態(tài),音樂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風格上顯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閩臺戲曲對泉州民歌的吸收
閩臺戲曲音樂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常常吸收閩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閩臺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薌劇(歌仔戲)等戲曲音樂的重要來源之一。閩臺戲曲常用的一些曲牌來源于閩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調,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調加以發(fā)展創(chuàng)造,而且常根據“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與故事情節(jié)來選擇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編曲技術得到更加專業(yè)化的發(fā)展,從而使民歌的曲調更加規(guī)范和成熟。
1.吸收民歌曲調:閩臺高甲戲、梨園戲、木偶戲、歌仔戲等戲曲音樂的唱腔中有相當一部分吸收了泉州民歌的曲調,特別是高甲戲中的丑旦戲中較多運用了民歌的曲調,如高甲戲《桃花搭渡》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大補缸》、《四季歌》、《燈紅歌》、《花鼓調》、《乞食歌》(又名《七字調》)等,《管甫送》中采用了《十八步送歌》、《五更鼓調》,《唐二別妻》中的《病仔歌》、《跪某歌》等曲調。臺灣歌仔戲中所運用的《七字子》、《送歌調》、《長工歌》、《五更鼓》、《蘇武牧羊》、《跪某歌》等,與泉州民歌基本旋律框架相似。 這些民歌被閩臺戲曲音樂吸收后,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遠播臺灣及東南亞地區(qū)。民歌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它“流失”得最厲害。作為一種文化生態(tài),它被改變得最嚴重。但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我們更應該首先為恢復它的“生存權”而竭盡全力。④就像 對泉州民歌研究 對泉州民歌研究 ：小學音樂論文：音樂課堂教學過程 我國民族音樂的形成與特點 音樂鑒賞教學中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培養(yǎng)
摘要：承德滿族音樂歷史悠遠，其中“清音會”已經被定為“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承德的音樂工作者們、滿族音樂愛好者們?yōu)闈M族音樂的傳承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與貢獻，但在滿族音樂的傳承過程中也暴露了許多問題，需要有創(chuàng)新對策來解決。
關鍵詞：滿族音樂；傳承；創(chuàng)新對策
一、承德滿族音樂簡介
滿族作為中國56個民族的一員，歷史源遠流長，多年的積累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是我國一個具有鮮明特點的少數(shù)民族。滿族音樂文化是中華民族音樂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中原音樂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滿族音樂十分豐富，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音樂集成”和現(xiàn)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發(fā)掘工作，音樂工作者們整理出了滿族音樂文化大致的框架結構，而當今的滿族聚居地仍有很多滿族風情的音樂需要搜集整理、傳承。
清康乾時期，承德成為陪都。隨著城市的發(fā)展、經濟的繁榮，清廷開始于此大興文教，使“蠻荒之地”成為文化之都。具有特色的滿族音樂就是隨著避暑山莊成為清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在承德繁衍生根的。
在承德民間流傳的滿族音樂藝術大致有以下幾類：滿洲罕都勒春（熱河二人轉）、滿族烏春音樂（民歌：山歌、勞動號子、小唱）、朱赤溫音樂（古老的滿洲戲曲音樂）、嗶喇力烏春（民間器樂曲：滿吹音樂、清音會音樂、佛事音樂）、民族宮樂（宮廷樂）。而薩滿音樂相對于其他滿族音樂更多地保留了滿族文化的特色，它集歌舞樂為一體，成為滿族音樂靈魂的代表。
滿族的樂器也頗為豐富，其特有的樂器多用于跳神的薩滿音樂，如單鼓、抬鼓、朗、響鈴、腰鈴、扎板、響刀等打擊樂器。而宮廷樂器的種類就更加復雜了，如：打擊樂器包括建鼓、編鐘、特磬、杖鼓、云鑼、拍板、龍鼓、銅鈸、達卜、接足、巴打拉等皮膜類、金屬類、竹木玉石類共37種樂器；吹奏樂器包括塤、笙、管、簫、大銅角、笛、巴拉滿等邊棱類、簧管類、簧舌類、號嘴類共20種樂器；吹彈樂器包括琴、三弦、箏、巴爾扎克、得約總、口琴等板面類、皮面類、金屬類共26種樂器。
二、承德滿族音樂傳承經驗及做法
承德，舊稱“熱河”，是首批24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國十大風景名勝、旅游勝地四十佳、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qū)。1994年，承德的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國家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從而使承德步入了世界文化名城的行列。
近年來，國家十分重視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因為其關系我國民族文化的傳承，承德在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基礎與經驗上，在傳承滿族音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獲得了市政府文件、政策性的支持
在從事滿族音樂的收集整理工作的音樂工作者們的積極努力下，2010年，承德市政府出臺了《加快休閑旅游產業(yè)發(fā)展的實施意見》，對承德地區(qū)的發(fā)展方向進行了全新定位，指出利用“清宮廷文化、佛教文化、生態(tài)文化”等優(yōu)勢，促進文化、旅游、城市一體化發(fā)展。
2012年5月，承德市委宣傳部針對政協(xié)承德市委員會第十二屆五次會議提出的“關于切實加大宮廷音樂保護傳承力度、進一步扶植承德清音會發(fā)展的建議”這一提案進行了答復，綱要如下：將保護和傳承避暑山莊宮廷音樂列入我市文化產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重視并支持承德清音會申請通過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審批；盡快在避暑山莊內設立展示宮廷音樂文化的固定場所，在市區(qū)內提供一處日常排練場地；設專項資金扶植承德清音會宮廷音樂進行挖掘整理；對清音會繼續(xù)加大宣傳力度。
政府的支持是完成滿族音樂文化發(fā)掘與傳承的重要保證，這使從事這一工作的音樂工作者們更加堅定信心、對承德滿族音樂的傳承與發(fā)展充滿了希望。
（二）立足于對滿族音樂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承德的學者及音樂工作者們長期以來積極投入到滿族音樂研究中，其中對承德清音會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學者與音樂工作者們通過大量研讀史料，到民間訪談、搜集資料，分析與論證等研究方法，完成了許多論著，如錢樹信先生的《避暑山莊宮廷音樂概說》、《避暑山莊宮廷音樂》、王玫罡先生的《關于承德避暑山莊清音會的由來》、程紅菲的《清代宮廷遺音―尋訪承德清音會、白曉穎先生的《避暑山莊文化中的承德清音會》、勤先生的《承德清音會傳承史探析》、》等。這些著作和論文對于承德清音會與避暑山莊宮廷音樂的關系進行了探究，向世人呈現(xiàn)了滿族宮廷音樂的歷史、傳承與發(fā)展。
（三）努力發(fā)掘并傳承、創(chuàng)新滿族音樂
眾多的學者與音樂工作者們在發(fā)掘與傳承滿族音樂文化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德清音會作為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清初形成已有300多年歷史，呈現(xiàn)著漢族宮廷音樂與滿族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復合型態(tài)，充分體現(xiàn)了清朝統(tǒng)治者“大統(tǒng)一”的政治理念，是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重要遺存，對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促進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有著重要的意義。為了使其得到傳承與發(fā)展，2001年原清音會的老琴師及高校的離退休老教授等30余人重新成立了清音會，他們潛心挖掘整理了民族文化音樂遺產，整理出包括皇家佛教、道教寺廟音樂在內的清音樂幾十首，并多次參加國內外重大活動展演、文化交流，為宣揚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承德滿族音樂文化傳承及創(chuàng)新對策
毋庸諱言，承德滿族音樂傳承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民族文化融合導致滿族音樂繼承性降低；文化融合導致滿族音樂繼承人銳減；挖掘、整理及傳承面臨諸多困難。
因此，依據國家關于非物質遺產文化保護工作“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fā)展”的十六字方針，做好承德滿族音樂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還要進一步創(chuàng)新。
（一）合理選配專業(yè)人員挖掘整理滿族音樂
需要整理的滿族音樂主要包括宮廷音樂、宮廷舞蹈、民間歌曲、民間曲藝等。
一方面，應“走群眾路線”，深入到市、縣、農村，采集第一手資料，到人民中去，深入挖掘、搜集存在于民間的、活的滿族音樂，把采錄資料匯集成冊、編印成書，使其受到記錄、有料可查，在此基礎上進行開發(fā)、研究、發(fā)展與繼承。此發(fā)掘整理工作對音樂工作者的專業(yè)性要求很強，他們必須是有豐厚的滿族文化積累、精心研究過滿族音樂文化的人，必須是能銳眼便從民間音樂中識別出有價值的東西的人，他們必須是個有力的專業(yè)團體，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地對承德地區(qū)滿族音樂文化進行發(fā)掘整理，并把搜集整理的音、譜、圖、問、像建立數(shù)據庫存儲。
另一方面，在發(fā)掘、采錄、整理的基礎上，對承德滿族音樂進行研究、創(chuàng)新、發(fā)展、繼承。要想做好這一工作，就要對滿族音樂的歷史進行動態(tài)研究。滿族音樂文化在經歷了社會的變遷、自然環(huán)境、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動態(tài)環(huán)境發(fā)生改變后，自身發(fā)生轉變、在變中求存。音樂工作者們要研究滿族音樂中各種音樂形式的產生、演變、發(fā)展，從中找到其自身變化的規(guī)律，發(fā)現(xiàn)其文化綜合性的特點，使其得到弘揚與繼承。
（二）充分利用政策工具保護發(fā)展?jié)M族音樂
承德當前正在建設國際旅游名城，打造文化大市。所以在滿族音樂文化保護與傳承的過程中，應充分發(fā)揮各種政策工具的作用，如管制、公共事業(yè)、政府直接提供等。
市政府要將滿族音樂的保護列入重要議事議程，并納入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以及城鄉(xiāng)規(guī)劃。建立健全非物質遺產保護責任制、輿論宣傳制度、專家咨詢制度、配套的地方性法規(guī)等，推進其科學化、民主化，注重其真實性、整體性、傳承性，促進滿族音樂文化的發(fā)展。安排專項資金，將滿族音樂文化保護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保障其發(fā)掘、整理、開發(fā)、繼承的經費投入。開展好此項工作，需確保相關部門之間的協(xié)調、配合及統(tǒng)一，共同做好發(fā)展?jié)M族音樂文化的工作。
把滿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與公共事業(yè)相聯(lián)系，充分發(fā)揮有關學術機構、高等院校的作用，共同開展?jié)M族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梢詫M族音樂植根于基礎教育的校園，讓孩子們從小學習滿族音樂、了解滿族音樂、傳承滿族音樂，激發(fā)青少年熱愛祖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情。
（三）有效發(fā)揮高校資源研究創(chuàng)新滿族音樂
河北民族師范學院是河北省唯一一所民族本科院校，政府可以通過資金支持、政策傾斜等辦法將滿族音樂文化的研究與傳承基地設在這里，鼓勵教師們積極參與對滿族音樂文化的研究。具體做法可以如下：
1.編寫高質量滿族音樂教材
對于教材的研發(fā)必須依靠扎實的理論知識，在音樂工作者采集、發(fā)掘、整理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清朝時期的滿族宮廷音樂文化是蒙、漢、滿、回等民族融合的音樂文化，要理清它的脈絡，弄清它的歷史發(fā)展與傳承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要考慮整體與分支、科研與教學、教學與應用諸多關系。
2.開展針對性滿族音樂研究
依托于河北民族師范學院“滿族音樂與舞蹈研究室”的資源（包括師資、設備、高校間溝通、調研便利等），制定總體研究規(guī)劃，采取分步實施，開展具有針對性的研究。整理出版滿族音樂和民歌曲調集，作為滿族音樂文化的原生態(tài)資料庫，為開發(fā)利用這種資源提供依據；開展?jié)M族音樂文化各種器樂的研究工作，培養(yǎng)可以傳承滿族音樂文化的人才隊伍，以繼承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立專業(yè)性較強的表演團隊，依據開發(fā)整理出來的音樂進行創(chuàng)編，使?jié)M族音樂走向社會、投入市場、深入大眾，在傳承滿族音樂文化的基礎上繁榮滿族音樂文化。
3.打造特色化滿族文化風情園
承德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旅游名城，應開發(fā)地域文化旅游項目?？芍\劃在河北民族師范學院建設特色化滿族文化風情園，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來參觀欣賞，將滿族音樂文化的研究、教學、實踐的成果由師生共同在園內呈現(xiàn)，形成研、學、產產業(yè)鏈，做大做強，一方面可解決政府對滿族音樂文化研究投入資金的不足問題，還可以解決部分學生的就業(yè)問題，同時也宣傳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做到一舉多得。
（四）積極吸納多元機構傳播滿族音樂
民族音樂是一種文化，滿族音樂文化來源民間與宮廷，具有大眾性。目前，承德能說流利滿語的人不足十人，能唱滿族歌曲的人更是微乎其微，這種文化的流失應受到大眾的重視，而能喚起公眾意識的手段依靠政府的宣傳。所以政府應加大宣傳力度，可以通過各種形式推廣滿族音樂文化，讓大眾認識它、接受它、樂于傳承它；同時，也不能忽略民間力量，對于民間自發(fā)組織的滿族音樂研究及表演要給予政策上的支持、資金上的幫扶，積極幫助民間演出團體克服各種困難，來共同保護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做法如下：
1.多措并舉加大宣傳
舉辦展覽、講座、論壇宣揚滿族音樂文化，使公眾更多了解其豐富內涵與特點，尤其是對承德本土加強宣傳力度，讓市民及游客自覺、自愿成為優(yōu)秀文化遺產的傳播者。
2.深入大眾成為亮點
通過發(fā)送宣傳單、鼓勵民間演出團體義務演出（產生費用由政府補貼等形式）號召人們保護滿族音樂文化、宣揚滿族音樂文化，使?jié)M族音樂文化深入大眾，將滿族音樂做成承德的一塊品牌，成為承德文化中的一張名片，使世界了解承德、了解承德避暑山莊、了解承德滿族文化、了解承德滿族音樂。
滿族音樂文化會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有自己的變化，但其文化價值就在于自己獨特的個性與文化內涵，它必須得到很好的保存、繼承、發(fā)展和豐富，發(fā)揮其鮮明的民族個性，使承德的滿族音樂得到傳承與創(chuàng)新。
【參考文獻】
[1]錢樹信.避暑山莊宮廷音樂[M].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
[2]錢樹信.離宮札記[M].內蒙國人民出版社.2010
[3]王珊珊.論滿族音樂的文化傳承與社會價值[J].音樂論壇.2011.06
[4]李鑫.滿族民歌的傳承與發(fā)展[J].科技創(chuàng)新與應用.2013.1
[5]白瑋.滿族音樂的文化定位[J].文化學刊.2006.1
[6]高玉俠.滿族音樂及其研究現(xiàn)狀[J].滿族研究2013.2
[7]尚晶.滿族音樂文化資源的傳承與發(fā)展[J].戲劇文學.2008.5
[8]張?zhí)N華.發(fā)掘承德滿族音樂，完善文化旅游產業(yè)[J].河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2.11
作者簡介：
圖書館資源多樣性是開展圖書館多樣的基礎和保證，多元化服務是多樣性資源環(huán)境下的必然趨勢。沒有一個明確的獲取信息的目標，信息的使用者會被大量的信息吞沒，從而不能獲取真正有用的信息。由于知識服務從檔案式“紙質文本”轉換為電子資源“數(shù)據庫”模式，館藏資源服務由文獻單元轉換為知識單元。因此，建立在紙質印刷品基礎上的“讀者”概念已經不能涵蓋當代社會“知識獲取者”的意義。在多樣性資源環(huán)境下，只有通過各種服務形式、手段和方法來幫助讀者尋找有用信息，才能滿足讀者個性化需求。
1內聯(lián)整合服務
不同層次的用戶，對信息知識的需求不盡相同。目前，從音樂圖書館的資源結構來看，主要體現(xiàn)為靜態(tài)資源和動態(tài)資源并存的復合館藏模式。靜態(tài)資源，一是泛指物理館藏的音樂文獻資源，如音樂書譜、期刊、音像資料等；二是特色資源的場館建設，如上海音樂學院建設的“華人作曲家手稿館”、我院建設的“嶺南音樂文化展覽館”等。這些館藏資源，是傳統(tǒng)音樂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動態(tài)資源，一般指電子資源，主要有3種：一是根據學科發(fā)展，結合服務需求，自建民俗特色資源庫。如我院建設的“嶺南音樂文化資源數(shù)據庫”、西安音樂學院建設的“陜北民間音樂資源數(shù)據庫”、武漢音樂學院建設的“湖北民歌民器集成”等。二是選購的特色音樂資源庫，如KUKE音樂圖書館、KUKE視頻圖書館、ASP古典音樂樂譜圖書館、ASP當代世界音樂等數(shù)據資源等，滿足讀者的動態(tài)需求。三是整合網絡專題資源，如專題音樂論文，MP3、MP4網絡視聽資源等，為讀者提供專業(yè)對口的個性化服務。由于網絡信息的動態(tài)性，我們正在失去網絡上有價值的學術和文化資源，因此對網絡信息進行有選擇的保存，就顯得尤為重要。
將館藏靜態(tài)資源與動態(tài)資源進行內聯(lián)整合，形成資源優(yōu)勢互補，既擴大了資源價值，又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如我院建設的“嶺南音樂文化展覽館”，主要以靜態(tài)生態(tài)資源傳承為特色；而“嶺南音樂資源數(shù)據庫”，則以動態(tài)知識服務為特征，通過內聯(lián)整合的有機互動，使“展覽館”的生態(tài)資源從物理館藏模式轉換為動態(tài)數(shù)據庫資源。通過局域網，推進我院大學城主校區(qū)和沙河分校區(qū)兩地資源共享；通過Internet，實現(xiàn)館際共享，擴大傳承價值，對弘揚嶺南音樂文化、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
2格式轉換服務
在現(xiàn)代環(huán)境下，隨著新視聽設備的日益更新和應用，舊格式音像資源被閑置，如何實現(xiàn)資源的重復利用？如何實現(xiàn)新舊格式的合理過渡？格式轉換應運而生。將館藏音像資源的不同載體，如黑膠唱片、錄音、錄像磁帶、CD、VCD、DVD光盤等，進行統(tǒng)一格式的數(shù)據轉換，并建立數(shù)據庫，通過網絡系統(tǒng)，實現(xiàn)統(tǒng)一檢索與共享服務，已成為音樂資源開發(fā)利用的創(chuàng)新點。例如中央音樂學院已實現(xiàn)將黑膠唱片全部轉換成數(shù)據資源的嘗試，并建立黑膠唱片數(shù)據庫，為讀者提供黑膠唱片特色資源服務；中國音樂學院將館藏中國民俗音樂的錄音、錄像磁帶，CD、VCD、DVD光盤，民間采訪的磁盤、光盤等音像資料，轉換成數(shù)據音樂資源并建立“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數(shù)據庫”；我院將廣府音樂、客家音樂、潮汕音樂和少數(shù)民族音樂資源進行數(shù)據轉換和整合，建成“嶺南音樂資源數(shù)據庫”等。這些特色資源庫，通過網絡系統(tǒng)，為讀者提供專業(yè)對口的民俗資源專題、在線點播等個性化服務，取得實效。
3專業(yè)延伸服務
各音樂圖書館通過服務創(chuàng)新來滿足讀者的專業(yè)需求和個性化需求，尤其是專業(yè)服務的延伸，已成為服務發(fā)展趨勢。例如在KUKE音樂圖書館的服務基礎上，開通音樂視頻和KUKE劇院，使專業(yè)視聽室兼?zhèn)湫≡汗δ埽屪x者同步欣賞全國有視頻協(xié)議的大劇院演出，改變原來視聽服務與讀者需求不同步的現(xiàn)狀。又如，我院將目前已有的MIDI實驗室進行功能提升，安裝相應的打譜軟件和配備打印機，使讀者不僅可以進行音樂制作、音響效果試驗和作品錄制等，還可以將成果轉換成文本資料。相信這種集編輯、排版、打印、MIDI制作、成果轉換等為一體的服務模式，將成為面向全院有興趣嘗試MIDI制作的師生們的創(chuàng)作基地，并進一步激發(fā)讀者的興趣與創(chuàng)作熱情。這些專業(yè)延伸服務，既滿足了讀者個性化服務需求，又實現(xiàn)了特色服務的專業(yè)延伸，成為特色音樂教育的發(fā)展趨勢。
對音樂資源多樣性發(fā)展的建議
1樹立整體意識
在網絡環(huán)境下，用戶、信息資源和信息系統(tǒng)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個新型的交流環(huán)境由此形成。從圖書館整體發(fā)展來看，資源、讀者與服務三者有機互動，是特色音樂教育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機制建設。從圖書館整體效益機制來看，開發(fā)個性化資源和開展人性化服務，是滿足讀者知識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在多樣性資源環(huán)境下，為滿足讀者多元化的需求，音樂圖書館要適時調整服務功能，既要有專業(yè)服務的保障機制，又要有館際互借和特色資源分建共享等服務模式的提升。資源、讀者與服務的整體融合，循環(huán)互動，三者相互交融并形成一個重合點。而這個重合點，正是推進圖書館整體發(fā)展的作用力，是圖書館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只有站在整體的高度對多樣性資源進行分析和認識，才能具備多元化服務的整體意識。
2多元化服務的嵌入
所謂嵌入，是指一個事物內生于或植根于另一個事物的一種狀態(tài)，是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聯(lián)系的程度。隨著多樣性資源分化的逐步深入，多元化服務的嵌入成為各館創(chuàng)新實踐的重要目標。從視聽欣賞來看，多元化服務嵌入有3個途徑：一是建設物理館藏與虛擬館藏（數(shù)字資源）的互動平臺，創(chuàng)新視聽服務模式。如在音頻視聽室加裝電腦，增設同步視頻，擴展服務功能。二是以音像資源的開發(fā)、利用和轉換為特色，為教學提供多功能的轉換服務。三是延伸服務功能。如在視聽室，既能提供視聽欣賞服務，又能提供教研活動、教師備課等功能。多元化服務的嵌入，集中體現(xiàn)在為用戶提供功能和服務效率上。
3館際資源共建共享服務
傳統(tǒng)音樂資源的服務建設，已經不能滿足專業(yè)學科的發(fā)展需求，館際資源共建共享已經成為滿足特色音樂教育發(fā)展的服務趨勢。筆者認為，館際資源的共建共享，應采取先易后難的分階段推進：第一階段是推進音樂書譜聯(lián)合編目、網絡數(shù)據音樂資源聯(lián)合采購等共建共享服務。第二階段是推進特色資源分建共享服務。因為各館自建的特色資源產權明晰，又是各音樂圖書館期待共享的重要資源，所以安排在第二階段建設比較合理。第三階段是傳統(tǒng)館藏資源共建共享服務。由于各音樂學院歷史沿革的差異，館藏資源的積累厚薄不同，文獻種類繁多，要實現(xiàn)館際共建共享，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協(xié)調解決。所以，傳統(tǒng)館藏資源共建共享可以安排在第三階段進行。目前，在音樂圖書館聯(lián)盟的推進下，第一階段基本完成，第二階段正在實踐探索，第三階段處于伊始階段。
文章來自
當今社會,多學科的交融與交叉研究有著強勁的發(fā)展勢頭,任何一門學科研究的單一視角已難以存在,學術研究視角的多元格局已逐漸形成,追求視角的獨特性日顯迫切。特別是在西方哲學、西方文論研究領域,強調研究視角的中國特色已漸成趨勢。在中國西方音樂研究領域,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大多是沿用西方學者的研究范式,而較少主體特色。因此,以中國人的視野研究西方音樂,不單純是指中國學者以中國自己的語言方式解讀西方音樂歷史的問題,也不是說客觀上已具備了“中華文化情結”就是“中國視野”的全部,在更多時候,“中華文化情結”總是隱藏在學術話語之中,也大多是受控在西方文化視野的框架之內。從主觀的角度看,以中國人的視野研究西方音樂的目的,在于立足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當下的文化語境,探索中國特色的西方音樂研究的理論視域,力求搭建與西方學者相生共長的平等對話的平臺,進而揭示西方音樂進程中的特殊規(guī)律。正是基于這種目的,使中西視域的互動與融合成為可能,進而彰顯中國學者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與文化自強的學術研究架構。這就是我們?yōu)槭裁丛谘芯课鞣揭魳分袕娬{以中國人的視野研究西方音樂的緣故。如果我們以西方“浪漫主義音樂”與“民族主義音樂”兩大流派進行比較的話,就會使人們思維更加清晰,發(fā)現(xiàn)其中蘊含著的啟示意義:諸如浪漫主義某些音樂作品中已經不同程度上或顯或隱體現(xiàn)了民族因素,但為什么還要有19世紀、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音樂呢?這其中,除了民族主義音樂的產生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外,筆者以為,它們之間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是我國西方音樂史學界與西方音樂美學界需要認真思考的深層次的理論問題。
一、理論基礎——黑格爾在異文化研究中倡導的“本土化” 視角
黑格爾在給J.H.沃斯的一封信里的有這么一段闡述:“路德讓圣經說德語,您讓荷馬說德語,這是對一個民族所作的最大貢獻,因為,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知那最優(yōu)秀的東西,那么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還將是野蠻的?！薄艾F(xiàn)在我想說,我也在力求教給哲學說德語,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遠也難于在語言上貌似深奧了”[1]陶德麟教授認為,黑格爾說的“教給哲學說德語”,讓哲學“學會說德語”,正是為了使那些并非產生于德國的哲學德國化,成為德國的財富。 筆者以為,黑格爾這一論述既符合了多元與寬容的時代精神,又符合在異文化研究上理論視野的改換與超越。而且黑格爾把這一研究與它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識聯(lián)系在一起。使之成為人們在異文化研究中具有指導性意義的理論基礎。今天看來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活的思想。這一理論給予了 “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以極大的啟示。
以此為基點,“中國視野”作為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的研究范式,無疑有著特殊的意義。表現(xiàn)如下:
(1)追求普遍性(特指西方學者的西方音樂研究范式)與特殊性(中國視域的西方音樂研究范式)的對應與融合。在理論建構的指向性上突破以往一以貫之的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樂,改變以往大多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只見普遍性而忽略特殊性現(xiàn)象。以實現(xiàn)單一的西方話語體系范式向多元話語體系范式的轉變,拓展西方音樂研究價值的空間,使其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以便在新的高度上達到中西的“視界融合”;(2)運用“中國視野,不僅使中西方二者之間研究具有“和而不同”的特點,而且也為中國學者在西方音樂研究中,找到一種具有超出其原地域霸權話語的、具有本土文化意義的話語,也即“中國話語”。[3]當中國話語融入至西方音樂研究中時,“話語不再是一個孤立的范疇,相反,話語成為連接眾多問題的軸心”,[4]進而搭建與西方學者相生共長的平等對話的平臺,可以有效地保留了中國學者發(fā)揮其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方法、彌補西方學者所不能企及的批評力度和解構力度;(3)運用“中國視野”也是改變在西方文化語境中,中國學者的西方音樂研究被矮化、被邊緣化之境況的途徑之一,否則,中國學者的西方音樂研究有些成果有可能只成為西方文化話語獨白的追隨者。
因此,中國學者的西方音樂研究,首先應該破除一切盲從與迷信;其次,要重新確立自己的價值論立場,這無論是在音樂內涵的社會歷史研究的層面上,還是在音樂本體研究的層面上,都將形成不同于以往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樂的理論架構和獨樹一幟的理論品格,進而匯入多元化的、性質各異的西方音樂理論潮流中,使之在世界西方音樂學界中占據一個難以替代的位置。
二、客觀條件——獨特的文化體系構成獨特的理論視域
構建“中國視野”的客觀條件,正是中國獨特的文化體系。季羨林認為, “世界上有四大文化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閃族——伊斯蘭文化體系和希臘——羅馬文化體系。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這四種文化系統(tǒng)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同時,我也考慮是否可以簡化一點,就分作東西兩大體系,西,即希臘——羅馬文化;東,即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和閃族——伊斯蘭文化。”[5]中國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其主體是禪宗、老莊哲學、孔儒思想和魏晉玄學。它們無不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幾千年來文化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發(fā)展的特點,這種影響和獨特的文化品質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爸袊曇啊崩碚摻钥蓮闹袊约邯毺氐奈幕w系中找到祖型與軌跡。當然,在西方音樂研究中,運用“中國視野”不能抽象論之,必須盡可能地根據研究對象作出具有中國特色理論視域的選擇。筆者在此僅以孔子思想中的“中庸”為例。
如對20世紀西方兩次重大轉折時期“新音樂”創(chuàng)新的局限性中的極端化現(xiàn)象進行剖析時,即可以“中庸思想”作為理論的立足點和美學批評尺度?！爸杏顾枷搿钡摹皥?zhí)其兩端用其中”(《禮記·中庸》)、“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允執(zhí)其中”(《論語·堯日》)等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準則和行為規(guī)范之一?！爸杏埂笔强鬃诱軐W的基本原則,也是他的美學批評尺度,“在美和藝術中處處都應當把各種對立的因素、成分和諧地統(tǒng)一起來,不要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對立因素的統(tǒng)一,每一因素發(fā)展的適度,這就是孔子的作為美學批評尺度的‘中庸’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來,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藝術作品,其情感的表現(xiàn)應是適度的?！盵6] “中庸”之道是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形成了一種精神特質與批評方式。其思維方式與研究對象力求較為清晰地呈現(xiàn)出理論與實踐雙向互動的邏輯關系?！爸杏顾枷搿弊鳛橹袊曈?它對西方20世紀兩次重大轉折時期“新音樂”創(chuàng)新的局限性所作的剖析,對“新音樂”中的極端性現(xiàn)象的批評,不僅超越了傳統(tǒng)的哲學思維層面,而且又顯現(xiàn)出強烈的現(xiàn)代品質。這一嘗試為中國視域研究西方音樂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為真正實現(xiàn)中西更深層次的對話打開了一個新的思維空間。[7]
又如葉秀山教授曾嘗試用老子的“功遂身退”思想作為理解海德格爾“提前進入死的狀態(tài)”這一說法的參考,雖不能完全吻合,但對理解這個“狀態(tài)”,還是有幫助的。比較而言,我們的說法很平易近人,所以成了千古名言,但如僅作一般道德修養(yǎng)格言來理 解,就失之膚淺;然而海氏的說法又顯得笨拙而過于玄奧,容易引起誤解,此時老子的話,有匡正之功。其實,在形而上的層次來看,他們說的都是事物“從有到無”和“從無到有”是“同一過程”這個意思?！吧?、“死”,“有”、“無”,是“同一過程”的不同說法,老子說是“同出而異名”,這方面,老子說得很清楚,以此來理解海德格爾,沒有多少抵牾。[8]葉秀山教授舉的這一例子,作為我們當下話題的參考,對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應該是有借鑒意義的。
三、主觀意識——“中國視野”觀念的提出與實踐的嘗試
在西方音樂研究中,“中國視野”觀念的提出,當時主要是受文藝理論家譚元亨的經歷所啟發(fā)的。[9]香港中文大學黃維梁教授也認為,當今的西方文論中,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美國文論泰斗阿布拉姆斯(M.H.Abrams)在論述20世紀的文論潮流時,列舉了俄國形式主義、基型論(又譯原型論)、新批評、現(xiàn)象學、風格學、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解構學、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讀者反應論、接受美學、記號學、言語行動理論、對話批評、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等將近20種,卻沒有一種來自華夏之邦。[10]
可見,中國學者用西方范式研究西方文化,其背后潛伏的永遠是西方文化的學術邏輯,是很難被西方學者認同的,最終只能導致主體地位的喪失。由此人們開始意識到,西方哲學研究、西方文論研究、西方美學研究、西方文學研究、西方音樂研究也應該以中國人的理解方式來創(chuàng)立自己的學說,運用中國的視域去探討它。在主觀上,盡可能地避免以往單一的研究范式或者單方面的將所閱讀到的文本完全置身于西方文化語境之中的現(xiàn)象。
為此,筆者認為應該建構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的中國視角,指出“在西方音樂研究過程中,一個缺乏本土學術話語的中國西方音樂史學工作者,的確需要面臨對自身的重新認識,再也不能單一地追尋或固守西方人的研究模式,否則,中國的西方音樂史學工作者所面臨的困境必然隨之而來……西方音樂研究是否也有本土化的問題?如何掙脫西方研究的模式的束縛,將之與中國研究者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建構自己的方法體系,用中國人自己的眼光來看西方音樂,用中國人的認識方法來認識、研究西方音樂,應成為我們思考的重點,并在各自的研究實踐中進行探索,形成各自的特色?！盵11]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是否存在著不同于西方學者研究西方音樂范式的選擇?從學術淵源上講,中國學者何時才能有充分足夠的能力在西方音樂研究的學術層面上與西方學者進行有效的對話?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究竟面臨著以何種研究方式繼續(xù)存在著?面對西方人的專利,這些問題就會凸現(xiàn)在研究者面前。
之后,又進一步提出我國的西方音樂研究,應該“在學科研究方法特色上以音樂學分析為中心,在追求中國學者研究特色上以中、西視野為兩翼,在追求學科發(fā)展上以理論創(chuàng)新為原動力,并以揭示西方音樂發(fā)展及其演變規(guī)律為目的,同哲學、美學、藝術、宗教等文化相結合。力求構成以揭示西方音樂研究中國化發(fā)展的內在邏輯為主要特色、進而產生由對西方音樂研究對象的統(tǒng)一性認識走向多元性理解的開放性的學科研究方向。”[12]提出以“中西視野”研究西方音樂,其主旨是對單一視野(中國視野或西方視野)的補充或超越,更是對狹窄視野和單向度思維模式背后的偏失問題的糾偏,進而在理論創(chuàng)新上為我國學者的西方音樂研究贏得傾聽者與對話者。
王晡、楊燕迪、姚亞平等學者也相繼從不同的角度進一步推動了這一理論的進展。[13]其它學科的專家學者先后對“中國視野”在西方哲學、文學、文論和美學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進行了闡述,如趙敦華[14]、葉秀山、金惠敏、湯一介、胡偉希、童慶炳、孫紹振、葉朗、吳澤霖以及葉雋等。[15]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以往對西方哲學、西方文論、西方文學、西方美學和西方音樂藝術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立場上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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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由此可見,以“中國視野”研究西方文化正在展開一個十分廣闊的前景。
上述學者不僅明確指出要用中國人眼光看西方文化,并在相應學科作出了獨特的解讀。葉朗從植根于中國美學的這種基本觀點出發(fā),對當代西方美學中的自然美、藝術與非藝術的區(qū)分、“藝術的終結”、及“日常生活審美化”等熱點問題進行深刻的闡述。其間“中國話語”占據了顯赫的位置,這種凸顯“中國話語”達到的效果甚至顯而不彰,既深刻又富有特色。對中國學者當有很大的啟示。
同樣,亦可以從中國古典文化思想出發(fā),對外國文學及作家進行研究。如吳澤霖對列夫·托爾斯泰獨特的藝術審美情懷作出了適合中國特殊語境的個性化解讀,為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情感說”屢遭人們的指責與批評作了辯護,讀者從中體會到“中國視野”研究范式不僅具有新意,而且也依然頗有深意。
有的學者還對中國眼光研究西方文化提出具體要求:認為我們不只是重復外國人的觀點,也不只是翻譯介紹外國人的著作。中國人需要做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很多。比如,按中國人的思想和語言來理解基督教哲學的觀念,創(chuàng)造為人們喜聞樂見的表達形式。按中國文化建設的需要來選擇、組織素材,使基督教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的可比性凸顯出來。按照中國人的眼光,重新評估和解釋一些基督教哲學的理論,使之在中國文化的環(huán)境中發(fā)生“價值轉換”的作用等等。[16]
孫紹振進一步提出“中西文論要真正平等對話”,“不能從西方文論成功的地方開始接過話題,應該從西方文論跌倒的、失落的、遺漏的、混亂的地方開始,促使西方文論在某些根本價值取向上發(fā)生變異,向中國傳統(tǒng)發(fā)生交融,產生出新的話語或者派生新的范疇來?！彼赋?“如果所有的命題和包含在話題中的方法和價值觀念都是西方提供的,我們就只能像中學生那樣解難題,永遠不會像《東方主義》的作者那樣提出問題來刁難一下西方學者。挑戰(zhàn)不僅僅是為了洞察對手,而且是為了:在與‘他者’的對話之中更為深刻的了解我們的本質……我們的文化特點只有在與‘他者’對話中才能發(fā)現(xiàn)?！盵17]這一富有民族獨創(chuàng)性的提法,為中國學者擺脫作為“西方文論”研究的附庸角色,打破以往單純從西方語境入手詮釋“西方文論”的趨向,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學者認知西方文論的角度,無疑大大豐富了中國學者研究“西方文論”的研究基礎與學科內涵,也從方法上拓展了對“西方文論”的探索邊界。特別對學界如何掙脫在異文化研究中以往僵化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以中國視域研究西方哲學、文論、文學、美學和音樂藝術,也是當代中國學者在異文化研究上的貢獻。正如巴赫金在闡述外位性思想時說道:“我們給別人的文化提出他們自己提不出的新問題,我們在別人的文化中尋求對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于是別人的文化給我們以答案,在我們面前展現(xiàn)出自己新的層面,新的深層涵義。倘若不提出自己的問題,便不能創(chuàng)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東西?！盵18]
由此可見,“中國視野”是被人文領域中許多學者認同的了理論視域。當然,對此亦有不同的看法,亦有學者不同意“以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認為,“不對西方文化傳統(tǒng)及研究成果作充分了解和吸收,僅僅靠一種想當然的‘中國人視野……’顯然是不切實際的”[19]并舉例約翰·凱奇的創(chuàng)作作品用中國的易經,很難被中國人認同,以此為由進而否定“中國視野”。盡管從理論層面上來講,中國視野從內涵到外延均屬于張 力型概念,并非傳統(tǒng)概念所能界定,如前所言,它屬于方法層面、價值層面和理論層面上的主體意識呈現(xiàn)。因此,將西方音樂作品內含中國的題材內容,視為中國視野,這里實際有一個理解誤區(qū),約翰·凱奇作品采用中國的易經為題材,這是西方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中國因素,如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中的“**花”就是很有特點的例子。這與“中國視野”不是一回事。我們所提的“中國視野”,其主體是中國研究者,而西方音樂作品中采用中國因素,不屬于這個范疇,這種將作品內容與研究視域的混淆,將會誤導人們對中國視野的正確理解。即便我們也將西方音樂中內含“中國因素”也視為“中國視野”,也不能就因為約翰·凱奇作品中采用了中國的易經為題材引發(fā)爭議,而全盤否定之。按此邏輯推理,畢明輝的博士論文《20世紀西方現(xiàn)代音樂中的中國因素》中所舉的所有作品的例子,甚至對畢明輝在研究過程中發(fā)現(xiàn)其中的“精品佳作”,是否也要加以全盤否定?更何況,要否定某一理論,按波普爾觀點,還要不斷地“證偽”與不斷地“試錯”,才有說服力。
西方音樂研究雖然是產生于西方“語境”中的學問,但它又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它具有超越國別狀態(tài)的學術效應。“音樂作為‘國際性的語言’早已被國內外大多學者所認同,音樂也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綜合象征。‘國際性的語言’這一音樂觀念,也蘊含著被各國各取所需的多種涵義。從這個意義出發(fā),西方音樂具有被他國聽眾無所不在的‘聽’與無所不在的‘評’所制約的特性?！盵20]否則,西方音樂史上的大師作品就不可能成為人類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只有弄清這點,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在西方音樂研究中“中國視野”之可行性。
四、踐行“中國視野”——還須討論與之相關的“誤讀”理論之內涵
雖然以“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已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肯定[21]。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歷史時空的時代性差異,“中國視野”作為一種理論視域、價值層面等問題,也不可能排除在西方音樂研究中,有“誤讀”的現(xiàn)象產生。對此,我們必須討論 “誤讀”的內涵是什么?我們究竟如何來認識這一問題?這與當下西方音樂研究中運用“中國視野”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較為完整地概括了“誤讀”這一理論內涵。他在《誤讀圖示》中,吸收了德里達·雅克的“延異”概念和德·曼的解構思路,認為閱讀總是一種延異行為,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寫作和創(chuàng)造意義,所以,“閱讀總是一種誤讀”[22]
同理,解構主義認為,“文本意義是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寫作文本時的意圖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它總是一種延遲行為和意義偏轉的結果。所以,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閱讀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寫作,就是創(chuàng)造意義。”[23]
如果“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的觀點不能被大家所認同,那么,我們今天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就應該由作曲家自己為自己的作品加注,這樣也就無須后輩理論家再去找尋我們今天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蹤跡與文本創(chuàng)作的意圖,那么,也就沒有評論家、歷史學家的立足之地了。
如果“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的觀點不能被大家所認同,對于西方音樂研究中的某一問題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種模式、一種標準?是否就不能有不同的理解?是否從不同的視域對某一文本進行閱讀時,其答案也只能是一種?
如果“尋找文本原始意義的閱讀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的觀點不能被大家所認同,我們又如何去解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孫紹振所指出的:“同一對象在藝術家看來,其主要特征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變異的。如果不同藝術家看待同一個對象,像科學家那樣看到的主要特征是一元化的,就是藝術的毀滅了。如果面前橫著一條大江,在李后主看來其主要特征是溢滿了憂愁的,而在坡面前,其主要特征則是時間永恒地淘汰著英雄,浪濤中有豪邁的壯志和生命苦短的心靈搏斗。可以設想,同樣是這條江,橫在辛棄疾面前則應有辛棄疾式恢復中原的慷慨,如果橫在柳永面前則應該有柔情似水的特征。如果所有四位詩人都像地理學家那樣用一副標準的面孔關照這條大江,可以想象,必然是藝術形象轉化為概念。”[24]
大多學者認同西方音樂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音樂作品的內涵與意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更不能把它作為是對惟一結論、統(tǒng)一模式的追求,如果它是惟一的結論、統(tǒng)一的模式,則可能意味著是拾人牙慧。因為“理解就不只是一種復制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chuàng)造?！盵25]對音樂作品理解的價值旨歸,究竟是以概念為先還是以主體對藝術形象的獨特理解為重?這個重大理論問題值得深入探索。
因此,在異文化研究中,“誤讀自然被看作是從自身角度出發(fā)對交流對象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和操縱,是以用‘他者’的‘有’來彌補自身的匱乏,或者借助他者之境,從不同角度觀察自身。”[26]
如果從解構主義理論視域還不能說服‘誤讀’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我們不妨也從現(xiàn)代解釋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成見”(德文:Vorurteil,亦譯“偏見”)的研究視角對“誤讀”這一現(xiàn)象作進一步的了解。
后現(xiàn)代解釋學的研究表明:純粹的客觀性立場是不存在的……人不是從虛無開始進行理解的。他的文化背景、社會背景、傳統(tǒng)觀念、風俗習慣,他所處時代的物質條件和精神風貌、知識水平、他所在民族的心理結構等等都影響著他的理解,海德格爾稱之為“前理解”或“理解的前結構”,伽達默爾則稱之為“成見”(Vorurteil)。[27]伽達默爾甚至公開為成見正名:“……成見未必就是不合理和錯誤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會歪曲真理。實際上,我存在的歷史性產生著成見,成見實實在在地構成了我全部體驗能力的最初直接性。成見即我們對世界敞開的傾向性。”[28]應該說,伽達默爾的這一理論對“誤讀”之內涵的理解是具有啟示性的。
“文化交流中的誤讀現(xiàn)象是哲學闡釋學中‘偏見’的具體體現(xiàn),在本文里,它擺脫了傳統(tǒng)的負面界定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它是指在與他者文化交流時,交流主體不僅不可能擺脫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和思維方式的影響,而且往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按照自己習慣的思維模式對他者文化加以選擇、切割和解讀,鑒于不同文化有著本質的區(qū)別或差異,文化誤讀當然是根本無從規(guī)避的?！盵29]而英國的約翰·H·阿諾德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沒有‘偏見’(它總是可能出現(xiàn)),就不需要歷史學家了。所以‘偏見’不是需要發(fā)現(xiàn)并加以根除的東西,而是有待搜尋并加以利用的東西?！盵30]
上述兩種理論視域(解構主義與解釋學)不僅為我們對“誤讀”的理解提供了獨特的解釋思路,而且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著理論反思意識和富有張力的學理價值。所以,“‘誤讀’正是一種文化接受他種文化的方式:經過時代、社會和文化的過濾與改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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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文化往往通過‘誤讀’在他種文化中獲得新的品質,成為他種文化的新的組成部分”[31]從這個基點出發(fā),“中國視野”的西方音樂研究范式,才能得以理解。由此推進我國西方音樂研究向原創(chuàng)性邁進具有積極的意義。
在這一方面,我們不妨舉一位西方學者從西方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化的成功范例:
劉象愚教授在他的《“誤讀”與創(chuàng)造——榮格對‘太乙金華宗旨’的心理學評述》一文中說道:1927年,世界知名心理學家榮格以一個心理學家的立場為德國著名漢學家衛(wèi)禮賢的譯著、 中國道教典籍《太乙金華宗旨》寫了書評。劉象愚教授認為,“從榮格這篇評述我們既可以看出他對東方文化的一些精湛見解,也可以看出他對東方文化的某些誤讀,而正是這些誤讀,為他在自己理論體系中的創(chuàng)造提供了證據上的支持,因此,他對這部道教經典的讀解可以說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或者說誤讀式的創(chuàng)造”,他還指出,“榮格這里的誤讀恰恰是創(chuàng)造性的,它的創(chuàng)造性就在于,它不僅使榮格為自己正在構筑的集體無意識體系找到了更多、更有說服力的證據……而且在更大的范圍內使更多的西方人認識了對他們原本是陌生的一種東方宗教,進而以東方為借鏡,把東方作為自我分析的與批評的工具,表現(xiàn)出以‘他者’矯正自我的文化焦慮和勇氣;對我們中國人來說,也獲得了一個全新地理解自己傳統(tǒng)的角度,同樣能夠以‘他者’為借鏡,關照這一理論上十分難以界定的宗教體系?！盵32]劉象愚教授認為,榮格的這篇評述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為西方人理解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途徑。
這種“通過了解‘非我’促進了解自我;不以‘我’為真理的唯一標準,學會‘以子之矛解子之盾’,或曰‘以彼之尺,度彼之身’”[33]的中西視域融合已為越來越多的學科及部分學者所共識。
因此,我們可以說,解構主義理論與解釋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理論反思意識和富有張力的學理價值。如何將這一解構思想與方法合理地運用到我們的西方音樂研究中,又能夠在運用中克服它們的片面性,而保持自身的特色,值得深思。當然,和其它任何理論一樣,我們在強調解構主義理論與解釋學理論重要性的同時,也不能不看到,解構主義理論與解釋學理論也同樣存在著局限性問題,即一味的強調主體的作用,而弱化了客體的地位[34]。這種只重視主體忽略客體也必然導致對音樂作品這個客觀存在的實體的把握程度。所以,筆者強調二者理論對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的重要性。它并不意味著對西方音樂的理解和文本的閱讀與把握就此可以不顧客觀性的存在,也絕不是強調對文本的認識與理解可以主觀隨意性。也正如于潤洋" w:st="on">于潤洋教授指出的那樣“在探討對藝術作品、特別是音樂作品的理解這個問題時,最根本的問題在于要堅持主客體之間辯證統(tǒng)一這個理論立場。只強調客體而忽視主體的能動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體的作用而忽視客體對它的制約,最終都只能導致主客體之間的機械分割和對立?！盵35]對此,筆者以為,“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有兩方面的底線必須守住:一是追求資料的真實性;二是追求認識的獨特性。追求資料的真實性就是力求達到對西方音樂的客觀性理解[36],追求認識的獨特性就是力求達到對西方音樂的主觀性認識。我們還需對這一觀點做一說明和限定。首先,主觀性認識必須建立在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基礎上的獨特領悟。其次,對這一主觀性認識又要盡可能地避免極端相對主義、不確定性和無序性的理論涵括其內。正確把握好這個“度”來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才能真正奠定中國學者獨特的視域、獨特的價值判斷之特色,也才能夠彰顯中國學者的話語權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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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思緒內涵的表述與解讀之
——無明確指向性元素的思緒表述手法與解讀
除了一些具有直接指向性的元素之外,音樂作品里更多的還是那些需要經過琢磨、咀嚼、聯(lián)想、感悟之后才能感知到的內涵。(其實所有的藝術都存在這樣的共性,完全直白的東西是很少能夠稱得上為藝術的)。相對于其他藝術門類,音樂傳達的信息往往是抽象和孤立的信息;但當這些抽象、孤立的信息被一個邏輯思維串起來的時候,就可能組合成為具有指示性意味的信息群?？梢钥隙ǖ氖?作曲家在作品中的所有表述,都是在圍繞統(tǒng)一思緒進行的有意識的、精心的構想,為了能夠讓人們理解自己,作曲家會充分利用音樂特有的表達利器來表達思緒中的意味。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經典音樂作品中的每一個細節(jié),一般都不可能或增或減或用其它東西來替換,因為一旦換成其它東西,作品的意味就會隨之改變。比如薩拉薩蒂以比才的歌劇卡門音樂素材改編的小提琴幻想曲卡門,盡管仍在講同一個故事,但其視角已經被獨奏小提琴獨領風**的的表述透露出一種第一人稱的自述感受,與原作的第三人稱講述故事已經視角不同了。所以,我們要想聽出作曲家的思緒,不僅需要領會作曲家的思維方法,而且需要抓住所有在音樂作品中出現(xiàn)的信息,包括旋律、節(jié)奏、和聲、音色、配器、織體及結構形式中些微的變化,以窺探這些變化在思緒表述中的意義。
音樂思緒的內涵與外延
音樂思緒表述的是作曲家的思想,這表述就必然會按照思維邏輯的規(guī)律來進行。所以,借鑒邏輯的概念屬性解析方法,我們就能在音樂思緒屬性的解讀中獲益。在此,我們有必要討論一下音樂思緒的內涵與外延,及其對解讀思緒屬性的作用。
在邏輯學中,概念屬性的內涵與外延是兩個此消彼長的因素,概念的內涵越大,其外延越小;反之,外延越大,內涵越小。也就是說,限制概念種類的外延條件越少,概念的內涵將因寬泛而變得籠統(tǒng);而當概念外延拓展增多,限制概念種類的條件越多,將能夠縮小概念內涵的種屬范圍,因而概念的屬性也就越具體。
音樂思緒的屬性定位相當于邏輯學中概念的定義,因而音樂思緒從主題提出之時就有了關于其屬性的內涵與外延的闡述問題。
巴赫的第一號g大調無伴奏大提琴奏鳴曲第一樂章(附127)中,用一個簡單的樂思,在確認調性的各和弦轉換過程中,將一個略有糾結情緒的音樂形象多角度展示(類似的案例在巴羅克時代的作品中隨處可見),我們在為這思緒的屬性進行文字陳述時,當為:一種體驗,來自樂音按照和聲規(guī)則進行流動的排列組合過程中產生的和諧與美感。在這個表述中,外延的限制只有和聲規(guī)則這一項,加之美感這個概念本身的抽象屬性,該作品也就成為比較抽象且內涵寬泛的思緒。我們前面提到的巴赫十二平均律鋼琴曲集中BWV846號的前奏曲,也是一個關于美感的思緒,但對這個作品進行文字表述,則應當為:一種體驗,來自模擬秀水流動形象的樂音按照和聲規(guī)則進行排列組合而產生的和諧美感。在這個表述中,思緒的外延因主題是一個分解和弦的水波形象而增加了一個秀水流動的意味,因而其內涵就具有了能讓人產生更為具體聯(lián)想的“奧林匹亞的晴朗與平靜”的依據。
肖邦的革命練習曲(附128)是一首自始至終保持著狂熱悲憤情緒的練習曲,由于情緒特征明顯,被人們賦予“革命”的內涵著稱于世。用文字表述這部作品,當為:一種狂熱且悲憤的情緒宣泄。其中情緒宣泄是內涵,狂熱且悲憤是外延;而“革命”一說,則是一般對易處于狂熱與悲憤中的人所常冠以的習慣稱謂,在這里是一種引申出來的內涵。
音樂因其時間屬性,思緒的表述有一個過程,尤其是千頭萬緒的復雜思緒,在表述過程中會一一展現(xiàn)多個有單獨意味的思緒。如同邏輯學概念的定義是用它概念解釋此概念的過程,音樂思緒表述中這些個有單獨意味的它思緒穿連起來,最終組合成為一個復雜的此思緒整體的屬性解讀——一個既包括復雜思緒內涵又包括復雜思緒外延的完整表述。
瞎子阿炳一曲二泉印月(附129),從帶有惆悵意味的樂思開始,進入到痛苦與辛酸的感受表述,在無盡頭的痛楚折磨之下將情緒推向悲憤的質問,最后再回到無奈的惆悵之中。這是我們能夠聽到的中國音樂作品中難得的,著力于細膩心理活動描述,且展示高貴氣節(jié)的上佳之作。如果對這一思緒過程做出文字表述,當為:用備受折磨的切身痛楚與辛酸經歷,提出對黑暗社會現(xiàn)實的控訴與無奈。其中內涵應當是控訴與無奈,外延則是音樂思緒過程表達出來的辛酸與痛楚的折磨。
肖邦第一鋼琴協(xié)奏曲第一樂章(附130)呈示部中一個有決斷力的引子宣示了事件的背景之后,主部主題以略含憂郁氣質的,有期冀的躁動形象登場,副部主題則是一個心平氣和且安詳?shù)男蜗?這兩個形象在引子造就的背景之下擺開了感情的對壘。到了展開部,主部主題的感彩幾乎有了動搖,兩個主題分別進一步陳述,掀起一陣陣感情的波瀾,這是一場需要決斷的心緒與感情的碰撞與交鋒,因此色彩繽紛,引人駐足。整個思緒中,決斷的引子決定了思緒的沖突基調,主副部兩個主題分別代表了感情波動的兩個方面,并在這兩相對立的感情沖突中講述著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況。這一矛盾沖突,當為思緒的內涵;而兩個主題顯現(xiàn)的躁動傾向與平靜追求這一矛盾的兩個方面,則框定了這一內涵的范圍,成為思緒的外延。
貝多芬第五鋼琴協(xié)奏曲第一樂章(附131)開頭就用了一個輝煌的和弦配之以鋼琴的上行華彩樂句,奠定了作品的氛圍基色。由引子部分就開始渲染的主部主題的輝煌與大氣磅礴,副部主題顯出熠熠生輝的場面成為主部主題的依附;展開部中,主部主題像是經受了一些挫折與磕絆,一度失去了光輝;其后迎來的卻是氣吞山河的力量宣示,輝煌的氣勢再度回歸,并有了一種底氣,副部主題再次展示熠熠生輝的遠景,輝煌的氣質舍我其誰的主導了隨后的氣氛。在這部作品中,作曲家在宣示力量與自信,我們聽到了輝煌燦爛的氛圍和色彩,以及大氣加霸氣的氣度,這種造勢似的渲染是在塑造思緒內涵的外部形象;而富于張力與有深度感的主部主題形象與沖勁十足的主題展開,加上展開部暫時性的色彩變?yōu)轺龅半S后樂隊與鋼琴互亮肌肉般的競奏表述,則是一種內在的自信與力量的顯示。我們對這部作品思緒屬性的定位當為:用貫穿全曲的輝煌氛圍、色彩和霸氣,以及百折不撓、無往不勝的氣概從外部形象與內心素質全方位宣示一種力量與自信。
西貝柳斯d小調小提琴協(xié)奏曲第一樂章(附132),在欲靜還動的清亮氛圍中,一個不被人理解的孤獨靈魂在訴說著無法平靜的心境,含著傷感,含著憤懣。一個晴天霹靂般的和弦,引出副部主題陳述那無法解開的心結帶來的痛苦,樂隊用沉重的語匯對抗著孤獨靈魂的自白。獨奏小提琴大篇幅的華彩樂段以繁復的思緒將主部主題展開陳述,進入再現(xiàn)部,屢屢爆發(fā)的心潮,宣告著無果的探索。在這里,清亮的氛圍作為思緒的外延,暗示了一種孤獨,副部主題的痛苦陳述,交代了心境的不能平靜,沉重的樂隊背景,交代了惡劣的處境。有這些外延的限定,思緒的屬性定位——一個被漠視、被邊沿化的靈魂痛苦的抗爭,其中對痛苦的抗爭是思緒的內涵,而惡劣環(huán)境氛圍中的孤獨與無果的追求是思緒的外延。
我們會發(fā)現(xiàn),音樂作品思緒的內涵在很多情況下屬于抽象的概念范疇。由于這抽象屬性,導致很多大部頭的經典巨作,在長篇累牘的表述中,往往側重的就是對思緒內涵的類別框定與限制。這就引出一種獨特且有效的音樂思緒表述手法——在思緒外延表述中多用有具體屬性的元素,以便解讀抽象的思緒內涵。這好比表述“興奮”這個概念,如果我們用“饑腸轆轆的老饕,急步走進盛宴大堂”作為外延,一定會立即明白這“興奮”的屬性定位。
雖然在邏輯學上,為任何一個概念的屬性作注解,都會動用一連串的其他概念來表述其內涵和外延;但到了解讀音樂思緒屬性的時候,我們用到的那些表述,又如何能夠讓我們將之轉化為有意味的外延與內涵的解讀呢?我們只能說,無論是刻意營造的氛圍,還是精心塑造的音樂形象,之所以能引領我們解讀出具象的意味,仍要靠我們自身的藝術修養(yǎng)和根據 生活經驗而產生的豐富想象力,這是欣賞藝術的必備素質。
勃拉姆斯d大調小提琴協(xié)奏曲從第一樂章的開場(附133)音樂,樂隊就著手營造著一種神圣的異樣氣氛:用一種莊嚴的語氣引導著人們的期待,隨之而來的越來越強的宣示性的樂句,繼而輝煌的聲響,引出大氣而強勢的被切碎的主部主題;在木管組合一聲神秘的宣示后,同樣被切碎的副部主題伴隨著一聲聲交待了背景的不堪,樂隊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造勢,預示著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即將發(fā)生(這種刻意營造出來的異樣氛圍,可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見到的),現(xiàn)在我們的內心充滿了期待。
宣告大事發(fā)生的榮耀落在了飽含****登場的獨奏小提琴的身上(附134)。像是在形象的演示著大事的發(fā)生過程,我們的視線被引向那浩瀚的大海,我們的感覺卻像是在洶涌的波濤中掙扎搏擊,時而沉降,時而浮升;一番跌宕起伏之后,在逐漸平復的氣氛中,我們迎來了一個鮮活的被托起在海平面上的朝陽——主部主題高調奏響(這一個活生生的細節(jié)描述相當精彩)。 太陽初升的場面如此富于戲劇性,應當是在喻指被象征為太陽的耶穌降臨到這個充滿罪惡的黑暗世界(對基督教圣經故事有點兒了解的人會產生這樣的聯(lián)想),人類迎來了光明 ——一部飽含著虔誠信仰的史詩性音樂作品就此拉開帷幕。
我們能夠將思緒引向宗教范疇,完全是因為前面大篇幅的鋪墊,引出了神秘的、莊嚴的、異樣的氣氛,加上形象的沉浮掙扎情節(jié)描述,這些氣氛和描述,與眾所周知的相關宗教故事內容之間具有可聯(lián)想性,因而為這部分思緒的內涵有了多項外延界定。
接下來的音樂,獨奏小提琴奏出主部主題,這是一種由衷的贊美,幾乎占用了小提琴從最低到最高的全部音域,來表明一種全身心的崇敬之情,大幅起伏且飽含著溢美之意的音樂語言表明了一種激動和期冀(這一意味靠的是我們對音樂表述的敏銳感悟,接下來的很多表述均要靠這種感悟來解讀)。
神秘的宣示聲音再次響起,音樂進入副部主題陳述,在強烈的渴求與期待之情中展示了一種無奈,隱約傳出的聲(這是一種具有像聲意義的表述)暗示了受罪惡污染的靈魂,所受到的痛苦與煎熬(附135)。
獨奏小提琴勇敢的挺身而出,傳遞著上帝的意旨,莊嚴而神圣。圣經上關于耶穌拯救人類,并非指經濟上的援助,而是拯救人類的靈魂。按照基督教教義,人的罪惡是一種對靈魂的污染,
來源于來源于
是魔鬼撒旦攻擊人類的后果;人如果被罪惡污染了,就要依靠神賜給的新心——圣靈,來認識自己的罪惡從而對抗罪惡。信徒在獲賜圣靈之后,認識了自己的罪惡,從而感覺恥辱、痛苦和期望新生,圣靈在人的身體里給人以戰(zhàn)勝罪惡的信心和力量。
主部主題以一種莊嚴而強勢的姿態(tài)由樂隊奏響,這是神的意志的體現(xiàn),顯示了堅定的信念與力量,音樂進入展開部。展開部主要用副部主題的材料展開,苦難之中的人們深陷在痛苦的與嘆息之中;滿懷憂慮和同情心的獨奏小提琴,勢單力薄地去面對強大的樂隊,恍如光明與黑暗、圣靈與撒旦的較量。這一較量顯然不是一種輕而易舉的事情,是要經歷脫胎換骨般的洗禮才能見得分曉的事情;聲、嘆息聲,得到的是飽含深切同情的慰勉及提振信心的激勵……,在一聲響亮的警示之后,一場痛苦的邪惡與正義的較量進入決戰(zhàn),人們的心靈經受著如煉獄般的煎熬,孤軍奮戰(zhàn)的小提琴似在經歷著刀山火海般的艱難險阻,受盡了苦難和折磨(附136)。
悲壯的樂隊全奏主部主題將我們帶入再現(xiàn)部(附137),獨奏小提琴略顯出輕松之情,光明在迎接著人們,連神秘的宣示聲音也變得略有笑意。副部主題出現(xiàn)時,也多了一份柔和的情緒,甚至讓人感覺這一切是那么的美好——陽光普照,白云朵朵,甚至隱隱出現(xiàn)的聲也變得像是一種回憶。頌揚之聲四起,美好的新秩序給人以強烈的印象。
一段華彩獨白之后,獨奏小提琴再次奏響樂曲前部迎接太陽時的音樂片段,飽含著深意;當樂隊再次奏響第一主題時,人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了天空。在交由獨奏小提琴自由發(fā)揮的華彩樂段之后,音樂進入一種近乎升華的狀態(tài),這是靈魂凈化之后的升華,帶來一種近乎空靈的意境,引導著人們的視線向著藍天的深處,景仰那為拯救人類靈魂而做出犧牲的耶穌(附138)。
這個結尾部分的崇拜意味太濃厚了,這世界上有誰還能奢望得到這種非同尋常的仰望和崇敬?
當我們來整理整個樂章的思緒表述,會意識到本樂章表述的所有內容相當于一個基督教徒參加的,傾聽神父講經布道的禮拜活動;如果用文字記敘的話,當為:用上帝的兒子基督降生,并致力于解救被魔鬼撒旦控制下的負罪民眾認識罪惡、懂得懺悔、棄暗投明的故事,教誨人們信仰上帝,崇拜上帝。這教誨和信仰崇拜是思緒的內涵;講述的故事,則是外延。
我們又見識了一個用具象的外延引領我們解讀相對抽象內涵的范例。
思緒表述中有意味的元素
——語匯、語氣和語速
音樂思緒屬性的表述,用的是音樂語言。用音樂語言表述思緒,如同我們日常的語言表述,會有一定的語匯上和語氣、語速上的選擇和斟酌,這選擇與斟酌中就有了表述上的意義——親切、優(yōu)美、流暢以及人們樂于接受、理解和產生共鳴的音樂語言,往往用來表述真善美的事物;而晦澀、陰暗、古怪的音樂語言,常用來表述假丑惡的事物。
我們聽愛情題材的音樂作品,都會被其美麗的音樂語言所吸引,在這里,作曲家多用優(yōu)美的旋律界定了思緒內涵的美好屬性。像柔美如舒伯特小夜曲(附139),陽光燦爛如古諾小夜曲(附140),失落如托塞里小夜曲(附141),情意綿綿如德里戈小夜曲(附142),心痛如柴可夫斯基弦樂小夜曲(附143),盡管講述著千姿百態(tài)的愛情故事,卻都如常人所能體驗到的,或咖啡、或牛奶、或蜂蜜的愛情的滋味。
同樣的愛情故事,梅西安在圖倫加利拉交響曲中卻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愛情體驗。一種備感陌生、怪僻、艱澀的音樂語言把我們帶進了一個陌生、怪癖、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圍。在這里,作曲家僅把愛情作為一個嚴肅話題的切入點,旨在表述一種宗教文化籠罩下扭曲的愛情遭遇——當愛情變?yōu)楸慌小⒃舛髿⒌挠?顯示一種血淋淋的掙扎和凄美時,其中深層次的意義也就值得思索了(附144)。
音樂表述中的語匯、語氣和語速的運用,之所以含有特定的意味,如同一些具有明確指向意義的元素一樣,是從人們日常用語的觸類旁通中,根據生活經驗和豐富聯(lián)想所領悟的意味。這些意味能夠引領我們解讀音樂思緒的內涵,有時還能引發(fā)人們進一步的深思。
比如,音樂能對重大命題和哲理性命題進行探討,這通常表現(xiàn)在音樂語言的運用上會呈現(xiàn)音色厚重,音樂形象嚴肅,語言表述過程猶豫不定、反復推敲等特征;就如同我們日常生活中一不小心言及哲理話題時,也通常會語重言正那樣——語調深沉,語速變慢,語義意味深長,表情常顯凝重。
李斯特在第一鋼琴協(xié)奏曲第一樂章(附145)中,僅以展示矛盾對立的手法,不直接但有效的表明一種哲理的思考。
一個嚴肅且重大問題被樂隊隆重提起,隨即,鋼琴強勢進入問題的核心,且表明高調認同的姿態(tài)。如此強勢的開場并沒有引發(fā)一輪轟轟烈烈的探討,問題被小心翼翼的高抬輕放。顯然,如此嚴肅的問題,并不符合習慣于和風細雨的平靜生活人們的口味,第二主題顯示了一種柔性的抵抗。強勢的第一主題受不了這種抵抗的折磨,爆發(fā)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爭,然而這抗爭并沒有得到多少正面的回應;音樂進入第二樂章深深的思索之中。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一樂章(見附146)以一種深深的思索開場,當思緒逐漸深入時,一個重大命題被提了出來;然而,提出來的命題馬上遭到質疑,再一輪的思索將思緒引向更深的層次,一連串的問號之后,新的命題被確立。整個樂章經歷了命題的否定與否定之否定的哲理思辨,又經過第二樂章(見附147)的嬉戲般試探和第三樂章(見附148)冥想式深思,到了第四樂章,大提琴權威性的評介之下, 總結性地一一否定了前面的種種設想,最終引出了歡樂頌的主題思緒(附149)后立即得到充分的展示。
朱世瑞為樂隊與竹笛而作的《天問》之問,以古樸的樂器,古樸的旋律,古樸的演奏風格,展示了另一種思索。我們從音樂思緒中那從悲憤且百思不能解的情緒之中突然拔地而起的沖天發(fā)問的音樂形象中,真切領略了富于中國士大夫精神的古樸哲理探索(附150),把竹笛,這個通常只能用來表現(xiàn)某些生活情趣的中國傳統(tǒng)樂器的表現(xiàn)領域,大大地拓展開來。
音樂主題的陳述及展開就是作曲家在講述自己的思想、感受、見解或者故事。托爾斯泰有一句名言:我們打開一本書是想知道它會告訴我們什么新的東西。同樣,一個成功吸引聽眾的音樂作品所講的話題一定是前所未有的獨特,或是老生常談的話題卻有新的視角和理解,再或者音樂的語言具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獨特魅力。
莫扎特第四十一交響曲(附151)以一個充滿霸氣、如雷灌頂?shù)闹黝}開場,塑造了音樂語言的新形象(后人稱之為朱庇特),之后用精湛的作曲技巧深刻的探討著嚴肅的思緒,使作品成為名垂青史的經典。
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主題,敲開了一個音樂新時代的大門,以一種狂傲不羈的豪氣,徹底打破了古典主義的最后防線。
舒伯特用一個充滿嬉鬧頑皮趣味的音樂形象,展示了一種讓人耳目一新的閑趣(a大調鋼琴五重奏第三樂章——附152)。
里姆斯基柯薩柯夫用一個狂暴的形象與一個柔美細弱的形象對峙(附153),開始了天方夜譚的神奇故事。
格什溫在藍色狂想曲中用單簧管一個魔咒似的陳述(附154),開始了一個關于美國夢的色彩斑駁的故事。
巴托克在“為弦樂、打擊樂與鋼片琴而作的音樂”中,利用弦樂的張力、韌性與鋼片琴和打擊樂的剛性對決,演繹了一場極富戲劇性的故事。
在這個作品中,音樂語言的獨特性不僅在全新的語匯上得到體現(xiàn),而且體現(xiàn)在適合說出這種獨特語匯的樂器音色上。全曲分四個樂章。第一樂章(附155)由弦樂隊用繁復的多聲部織體和哀傷的語言交待了一種百感交集心態(tài)下的內心糾葛;感情的糾葛終于爆發(fā),之后無助的空虛感籠罩在頭頂。第二樂章(附156),鋼片琴加弦樂撥弦以剛性的姿態(tài)亮相,弦樂隊則以富于張力的柔韌回應。這種質感上的對決與碰撞,形成一種多方對峙不可調和之勢;激烈的交鋒之后,弦樂隊以強勢的撥弦奏法,與鋼片琴、定音鼓展開了一場力量的較量;隨后音樂進入能量的積蓄和情緒的醞釀之中,富于****味的場面大有一觸即發(fā)的態(tài)勢,結尾的沖突也就不可避免的發(fā)生了。第三樂章(附157),在木琴的滴水聲和定音鼓隆隆對答聲營造的神秘氛圍中,弦樂隊與鋼片琴的對話也蘊含神秘的色彩,第一樂章的糾葛情緒隱隱浮現(xiàn),立即被淡化。第四樂章(附158),定音鼓強勢出場,引出了弦樂隊歡呼一樣的出場,鋼片琴的出場也似乎有了一些情緒上的變化,在各方妥協(xié)似的如出一轍的話語之后,出現(xiàn)了由弦樂隊、定音鼓和鋼片琴共同發(fā)起的一場令人感動的律動,情緒幾乎要急轉直下。哀傷的卻再次響起,局面幾乎要失控。鋼片琴奏出和諧的鐘聲,引出尾聲鋼片琴、打擊樂與弦樂隊再次融合,音樂以類似含淚的歡呼聲中結束。
新穎的音樂語言往往是在訴說新穎的探索或體驗。
斯特拉文斯基根據同名芭蕾舞音樂改編的組曲春之祭所用的是另一種讓人感覺陌生,卻具有古樸感的音樂語言。
作品的引子(附159)是表現(xiàn)一個原始部落所處的內外環(huán)境的樂章。
一段極其簡樸的旋律由大管在其高音區(qū)奏出,因為簡約,旋律顯得古拙而荒遠;這是引子部分唯一具有主題性質的樂思。這應當是在一個極其荒陋的,充滿神秘、愚昧和野蠻氣息的部落,主題的背景是圓號用阻塞音在嗚嗚作響,似在宣告著有陌生人來訪。英國管加單簧管模仿著古拙的主題,像是在回答大管,卻模仿得有點荒腔走板的味道。然而,這種拙劣的模仿卻在不同的聲部此起彼伏的進行下去了,形成以主題展開為線索的中段音樂,而且各個聲部都在用著不同的調性,加上一些新的音樂元素揉在其中,使得中段音樂整體上成為數(shù)個調性(如果還能夠算得上為調性的話)并列的大雜燴。混亂的音響,并沒有妨礙作曲家將它們集結組合成了富于節(jié)奏感的舞蹈;當整個部族的各個角落都因這一事件而狂躁起來時,加弱音器的小號開始尖聲叫囂直至狂奏尖銳的笑聲,真正讓人感到一場?**崾ⅰ鋇娜巳庋緙唇劑恕P銥鰨ㄒ荒芄蝗萌松隕園殘牡拇蠊芐稍僖淮巫嗥穡孔迥諞懷】贍艿囊奧疃狹司浜擰?
當作曲家在創(chuàng)作中執(zhí)著地刻意遠離調性,并向無調性靠攏的時候,我們聽到的音樂語言就由新奇逐漸走向了怪異?！按褐馈钡囊佣沃?作曲家將一個頗感熟悉的旋律與圓號在低音部的背景音相距二度音程的刺耳匹配,造就一種古怪的氛圍;隨著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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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不同的旋律片斷來自不同的調性被揉到了一起,調性找不著了,只剩下不諧和音的交叉進行。由此,我們聽到了一個用完全陌生的語言講述的完全陌生的故事。
巴托克的音樂語言多數(shù)是遠離傳統(tǒng)審美習慣的。他那著名的“樂隊協(xié)奏曲”應能代表他作品的風格。以第一樂章為例:看點一,結構上應當視為奏鳴曲式,但兩個對比主題相互碰撞與交叉貫穿始終,使得主題的呈示、展開與再現(xiàn)都在這種碰撞中完成。而且兩個主題都有一個性格上的變形主題,來深化思緒,使得作品在整體結構上形成了ABAB’A’BB’A’BB’交叉對比格局。看點二,旋律使用了傳統(tǒng)音樂里聽不到的陌生的調式音階組合。看點三,也許是基于第二點的原因,傳統(tǒng)調性概念已經非常模糊,找不到確認調性的傳統(tǒng)和聲進行,但從一組同樣音高的旋律在把作品的呈示部和再現(xiàn)部統(tǒng)一起來的結構看,作曲家還在努力維護著某種調性的統(tǒng)一。
如果說我們在“春之祭”和“樂隊協(xié)奏曲”中還能理出一絲絲某一調性的頭緒的話,那么,到了勛伯格,任何一點點讓人們往調性上去聯(lián)想的企圖,都將被音樂進行的過程徹底打消。勛伯格按照自己創(chuàng)立的12音體系理論創(chuàng)作的第一室內交響曲(見附05),由于沒有調性作為參照,甚至連音階組成都模糊不清,因而,這音樂是用了徹底革命性的語言,并從一開始就營造了一種多重織體各說各話的極端不和諧氛圍。
音樂應當有這么幾個能夠理出頭緒的形象。第一,開頭園號用純四度音階呈示的宣示性形象;第二,接下來的疾走形象;第三,隨后小提琴長時間持續(xù)的雍長而焦慮的訴說形象,并在進入慢板后轉化為哀怨的傾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和第二兩個形象時不時地穿插于第三形象的進行過程中,這種不斷地提醒,應當是矛盾著的不同形象之間的磨擦和沖突,由此可見作品整體上的紛亂、喧囂、焦慮和煩躁其根源就是來自這種矛盾因素的并存。
后半段,在一組純四度音階為骨架的背景氛圍中,小提琴無助的傾訴讓人潸然,濃厚的渴望意味漸漸醞釀起一種行動;尾聲恢復了焦躁情緒,音樂在歇斯底里的發(fā)作中結束。
音樂總體是在四個形象交替鑄就的混亂而不和諧的氛圍之中進行著,然而這混亂而不和諧氛圍在持續(xù)進行之中,反倒造就了一道風景。中段慢板的無助傾訴之后,三個形象似乎形成了一股合力,似乎也在點明作品的內涵就是一種由矛盾走向統(tǒng)一,由不和諧走向和諧的過程,即使這所謂的和諧是結尾那刺耳的歇斯底里大爆發(fā)。
思緒表述中有意味的元素
——音響的色彩變換及意味
音樂思緒的表述中,往往還伴隨著各種色彩的設計和選擇問題;不善于運用色彩調配來營造氛圍、表述思緒的作曲家不可能成為脫穎而出的成功作曲家;這是因為音樂中的色彩變化能讓我們體驗到冷和暖、明和暗、陰和晴、清和濁等感官刺激的差異。
德彪西的前奏曲“牧神的午后”(附193),為了表現(xiàn)牧神在午覺時似睡似醒的狀態(tài)中,想弄清楚自己鐘情的仙女是否來訪過的苦苦努力回憶,刻意將調式中的主音模糊到無所尋覓,成功地營造出朦朧恍惚的氛圍,這種朦朧色彩的運用造就了一個新的音樂流派——印象主義的誕生。
朦朧是一種色彩,清亮則是另一種色彩,這兩種色彩氛圍產生的意味感受也是大不一樣的;同樣,暗淡相對于明亮、陰沉相對于明快、寒涼相對于溫暖,這些色彩上的對比與轉換,都能給人以意味上的提示。音樂中的“色彩”是借鑒 圖畫色彩的說法形成的概念,并不是我們能聽到什么“色彩”,而是借助于豐富的人生閱歷與藝術聯(lián)想能力所產生的“色彩”感覺;誰讓我們非得借用繪畫藝術領域的詞匯來解釋我們的感覺呢?如果換個更貼切的詞匯……,好像,還真沒有。
音樂色彩的概念應為寬泛概念,和聲色彩、聲源色彩、情緒色彩等都是常見的色彩形態(tài),這些色彩的變換都能夠產生出有意味的內容。
貝多芬在第六田園交響曲第一樂章的展開部中(附160),以主部主題衍生出來的素材,用模進手法在不同和弦和調性、調式上進行或變換,這些和聲進行與臨時變調手法,讓人產生明顯的視覺轉換效果,以強烈的動感引領我們行走在田野上并欣賞沿途的風景變化。
劉湲在交響詩土樓回響第五樂章(見附53)中的合唱主題,先以上方小三度,后再以上方大二度轉調的方式,引領我們在認知客家人的生存秘訣時,從堅忍睿智、豁達自信、堅強豪邁性格逐層次探尋。
格利格在比爾·金特第二組曲第四樂章的索爾維格主題陳述(附161)中,同樣的旋律復述時運用和聲色彩的大小調式轉換,暗示索爾維格苦等未婚夫回歸的希望與失望心情的交織,展現(xiàn)復雜矛盾的人物內心世界。
調性調式的變化,也能改變音樂的色彩氛圍,從而圈定思緒的方向。小調式作品常給人以冷、暗、陰的感受(舒伯特未完成交響曲第一樂章主部主題的陳述,呈現(xiàn)一種無奈和壓抑,悉悉索索的伴奏音型背景顯示了一種尋覓的欲望——附162);大調式作品常給人以暖、明、晴的感受(鮑凱里尼著名的a大調小步舞曲具有明亮、華麗且典雅的風格——附163)。
然而這不是絕對的真理,這些感受事實上取決于作品整體基調的限制。布魯赫蘇格蘭狂想曲序曲部分奠定了略帶憂傷的基調(附164),使得第二樂章和第四樂章大調式的蘇格蘭民歌主題(見附100和附165),也帶上了傷感的情調。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xié)奏曲由于作品整體呈明快樂觀的基調,第三樂章更是將這種基調繼續(xù)發(fā)揮,以至于回旋曲式第三個小調式主題(附166)呈現(xiàn)出一種華美的效果。
思緒的色彩運用中,利用各種樂器及其不同音區(qū)的獨特音色來描繪不同的心境和環(huán)境背景,有時能成為具有外延拓展性能的因素。肖斯塔科維奇用長笛在高音區(qū)的應用營造了一種悲涼和蕭瑟(肖斯塔柯維奇—第七交響樂第一樂章——附167);德彪西在弦樂隊渲染的水氣氤氳背景氛圍中用木管組合、重疊等混合音色描述了大海的深邃,加弱音器小號與圓號交替變換色彩表現(xiàn)了大海的多變和不可捉摸(德彪西—大?！?68)。
拉威爾的波萊羅舞曲前面說到是以不變的旋律、不變的速度、不變的和聲、不變的波萊羅舞節(jié)奏音型背景重復了九遍(準確地說,應當是類似古二段曲式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各奏兩遍組合成的一大段奏了四遍再加上一遍二段式和一個尾聲),其始終能保持清新面貌出現(xiàn)的訣竅就是色彩外延引領下的思緒不斷更新。作品在色彩運用上大致分成了五個層次,并在色彩演化的同時將音樂思緒逐層次推進,直至最終推向。
第一層次(附169),樂隊弱奏的伴奏音型背景下,由長笛在中低音區(qū)獨奏展現(xiàn)一種空曠遙遠的意境,單簧管獨奏應答冷漠,大管接上的色彩稍有轉暖,又被單簧管高音區(qū)的進入冷冰冰的逼了回去。在這里,弱奏的效果與偏冷的效果,合起來讓人產生距離上的視覺效果和時點上的初始效果。
第二層次(附170)雙簧管明亮的的陳述隨著增強了的背景音型將氣氛稍稍轉暖,薩克斯的進入增添了新的色彩因素,長笛在高音區(qū)配上小號將色彩轉亮,氣氛變得隨和起來,時空距離感拉近。
作品前兩個層次主旋律以各種木管樂器獨奏為主,充分利用了木管組軟音色樂器較暗淡,硬音色樂器較明亮的特性,巧妙的調整著我們的視覺,使作品在不變的表述語言中,獲得時空變化的意味和效果。
第三層次(附171),隨著不同樂器組合進場和變換角色,各樂器色彩被調和而變得不再分明且越來越渾厚,同時伴隨著舞蹈節(jié)奏音型背景力度的逐漸加大,籠罩現(xiàn)場的偏冷氣氛消失。第三層次后半場銅管樂器亮麗進場,場面氣氛趨于熱列。
第四層次(附172),進入了混合樂器組音色階段,由于更多的樂器加入主旋律和背景音型,整體氣氛不再是細膩的音色表述,而趨向粗線條的氛圍渲染,直至第五層次(附173),銅管樂組硬質音高位密集排列,從開始起就一直維持著的,以八度音程和純五度音程為主要形式的穩(wěn)定而透明的和聲效果背景,被填實了空間,致使音響效果呈現(xiàn)出輝煌燦爛的色彩和熾熱歡騰的氣氛,這種氣氛一直維持到樂曲尾聲——不變的旋律與和聲突變轉向,似乎將人們的視線引向儀式的中心,樂曲在鼓樂齊鳴的歡呼熱潮中結束。
思緒表述中有意味的手法之
——重復、變化重復與再現(xiàn)
縱觀所有的音樂作品,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最典型的表述手法——重復、變化重復與再現(xiàn)。這一典型手法的運用普遍的觀點認為是為加深主題印象并給聽眾留出揣摩消化時間上的需要應運而生的經典手法。事實上,音樂作品陳述時的重復,不僅不會給人以繁瑣與嘴碎的感覺,反而會給人以親切和美感;一些簡單變化的重復甚至會給人以含義深刻(舒伯特--第八未完成交響曲第一樂章展開部主部主題陳述——附174)、煥然一新(格里格—比爾·金特第一組曲第一樂章——附175)、別開生面(舒伯特—f大調音樂的瞬間——附176)、百感交集(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夫--俄羅斯國歌——附177)的感覺。
重復、變化重復與再現(xiàn)在音樂思緒表述中的意義,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思緒表述語言的統(tǒng)一性、連貫性保障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思緒表述也要講究思路的清晰和連貫性,一個人如果在講述自己的思緒時經常性偏離中心而“跑題”的話,必將無法將自己要說的話表達清楚。當出現(xiàn)這種情況時,我們會說這個人思路混亂,詞不達意。
音樂思緒的清晰、統(tǒng)一與連貫,靠的是音樂語匯的重復、變化重復和再現(xiàn)。
肖斯塔柯維奇第七交響曲第一樂章(附178),用嚴峻的陳述口吻和寒意陣陣襲來的死一樣的沉寂氛圍介紹之后,以小軍鼓代表軍事壓力的存在為背景,在一個堅定的主題反復十五遍的陳述背景下,逐漸加入各種新的表述元素,把被德軍圍困五百多天的列寧格勒保衛(wèi)戰(zhàn)的嚴酷慘烈,進行了全景的、讓人震撼不已的描述:艱難卓絕的堅持、永無休止的爭奪戰(zhàn)、讓人心驚肉顫的空襲與空戰(zhàn)、氣吞山河的反攻與決勝……,這就是在不間斷的重復中添加新的元素展現(xiàn)出來的所有內容,而保證這長達數(shù)十分鐘表述的連貫性紐帶就是那十五遍的重復。
音樂作品的多種結構形態(tài),也是以重復與再現(xiàn)原則確立的模式。這些以重復與再現(xiàn)為內容的結構模式的確立,并長期成為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寶典,足以證明它在音樂思緒表述上的實用價值和美學價值。
古二段式曲式較之現(xiàn)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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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的二段式完全是不同的概念,這在于作品中的第二段多源于第一段的素材進行展開性陳述;這種展開性陳述就是一種多方位、多角度、深層次挖掘主題形象內涵的有效方法。這種結構應當是一種三維展開,當一個作品先從正面著力渲染之后,變換了角度再從側面或背面進行陳述,頓時讓人感到了作品的厚度和立體感,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在保證思緒的統(tǒng)一性與連貫性的前提之下,從純美的立場說,多方位、多角度展示美的看點,更凸現(xiàn)作曲家對“美”認識的深刻與把握美感能力的厚實。在古典樂派的作品中幾乎能隨手拈來此類案例,巴赫的第一號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第四樂章(附179),第一段用小調式展現(xiàn)秀麗華美的一面,第二段則用同一主音的大調式展現(xiàn)俊朗堅韌的一面,全曲流暢清麗,結構嚴謹,色彩豐滿。假如這個作品只有第一段(一段式),雖然也是個不錯的作品,卻會讓人感覺色彩上的單調,有了第二段的展開,情形不一樣了,靚麗與明快呼應、華美與俊朗并存,這該是個多么美妙與完滿的世界呀!在這里,音樂思緒盡管分為上下兩段結構,卻因為下段是上段的變化重復形式,整個思緒渾然一體,一氣呵成。
三段式、復三段式、回旋曲式的結構,增加了一個(或多個)新的主題,與前一個主題形成對比,各主題有時還要展開來細說,但最后還要回到第一主題上來的結構模式。這類模式強化的是再現(xiàn)的作用。這再現(xiàn)既可以是不變的重復,也可能是變化了的重復,只是在短時間離開了這一主題之后再回到這個主題上來,給人的感覺是非常美妙的,充滿了回味的樂趣。肖邦的降b小調夜曲(附180)第一段營造了一個滿懷憂思的人兒在獨自面對寧靜夜空時的氛圍,中段呈現(xiàn)出一種抑制不住的糾 結和激動情緒,使得前面那滿懷的憂思得以宣泄與釋放;這時候再現(xiàn)段適時而至,雖然憂思依舊,卻有了一種宣泄后的漸復平靜和滿足的感覺。 圣·桑--引子與主題回旋隨想曲(附181)用了多角度鋪陳的手法將人們的情緒一步一步引導到****奔放的巔峰,可謂是酣暢淋漓,曲終而心未能靜。在這里,A主題是調動情緒的動力源,它本身就有著極富魅力的動感形象,而且得到了適當?shù)恼归_。B和C主題舒緩而優(yōu)美,與充滿張力的A主題既相互映襯,又相得益彰。整個思緒以A主題為中心收放自如,錯落有致;當A主題第三次由樂隊奏起時,獨奏小提琴已經處于一種不可遏制的****迸發(fā)狀態(tài),****的接續(xù)尾聲意猶未盡的把情緒推向了。
三段式、復三段式和回旋曲式結構顯示了人類在表述繁復的思緒時收放自如把握語言的能力,而奏鳴曲式,則將這種能力發(fā)揮到了極致。奏鳴曲式中呈示部—展開部--再現(xiàn)部,這一整體的布局形態(tài),就已經在明確告訴我們,主題必須經過呈示亮相,然后要展開來細說,再經過重現(xiàn)作出總結,才能完成結構的構造。在這里面,音樂思緒表述不僅要短暫離開原主題,另辟一個思路,而且還要將原主題與新主題分別展開來深入發(fā)掘探討,最后,統(tǒng)統(tǒng)要收回到開始時的話題上。顯然奏鳴曲式已經不是簡單的三段思維模式,當兩個對比主題互相碰撞、互相沖突,在矛盾中尋求統(tǒng)一,在全方位碰撞中營造戲劇性效果時;當展開部里(有時干脆在呈示部就有)將主部主題或者副部主題單獨展開敘述,甚至主副部主題統(tǒng)統(tǒng)展開敘述時;大量變化重復手段的運用(有時還會再加入新的主題形象),使主題性格、形態(tài)、情調、情緒等各方面得以充分的展示,使主題形象更加豐滿,使得思緒的內涵變得更加深刻和可“讀”、可“視”、可聽,這是重復、變化重復與再現(xiàn)手法對于音樂語言的最偉大貢獻。
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第一樂章用兩個相互矛盾的主題,展示了作曲家事業(yè)與親情之間的沖突與統(tǒng)一。從引子(附222)開始,直到用主部主題的素材,運用性格變奏手法,刻意營造了讓人倍感空虛的特殊氛圍和對深夜到港的新移民在陌生的環(huán)境中面臨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壓力時表現(xiàn)出來的忐忑不安心境的刻畫,為思緒的深入表述作了鋪墊。
暮然回首一般,猶如一支利箭射出,小提琴急促的震音把我們引向風急浪猛的旅途的回顧……。音樂進入呈示部。兩個主題形象:一,乘風破浪的輪船形象,二,溫馨的家鄉(xiāng)記憶。這是兩個相互牽連卻又相互沖突的主題,也是人們面臨人生道路抉擇時都會有的一對矛盾。
在主部主題破浪前進之中,長笛用大調式變奏主部主題表述了一種對新生活的憧憬和信念(附223)。要記住這個長笛演奏的,清澈而堅定的音樂形象(我們姑且把它稱作第一a主題),它將貫穿作品全部四個樂章,成為整個作品的中心思想——來自舊世界的旅人向新世界致意。
圓號遼闊地吹奏起第一a主題把人們帶入一望無際的大洋,音樂進入展開部,展現(xiàn)了航船與大風大浪激烈沖突搏斗的過程。一波一波撲面而來的巨浪考驗著人們的意志,人們乘坐的輪船猶如一艘滿懷必勝信念的戰(zhàn)艦,乘風破浪,所向披靡(附224)。
圓號再一次奏響主部主題,樂章進入再現(xiàn)部(附225)。
經過大風大浪的磨練,人們的心里有了底氣。雖然大海仍舊是一浪接一浪的涌來,人們已經了然在胸,熟視無睹;成熟的心態(tài)下,長笛奏響的家鄉(xiāng)小調,仍舊親切,卻不見了惆悵,人們把對未來的美好愿景回贈給故鄉(xiāng)的親人。安靜的氣氛中,長笛再一次吹起第一a主題,小提琴動人的重奏這一主題,這是人們心底里的信念,既神圣又無邪。大風大浪又起,圓號和小號相繼呼喊起來(或者說這正是作曲家自己在考慮的問題):我們經歷了大海的考驗,我們還將面臨新世界里人生的考驗、事業(yè)的考驗,這是比大海所展示的**威更加嚴峻的考驗;這里有人際間的殘酷競爭,有思想文化背景的激烈碰撞,有利益集團的相互傾軋……你為此一切作了充分的準備嗎?呼喊聲被驚濤駭浪完全覆蓋。容不得你思考,容不得你猶豫,更容不得你退縮;一切的一切已經被巨浪卷走,然后又不由自主地被拋向了急速旋轉的旋渦中心……。
新世界,到了!
整個第一樂章,在營造特定的氛圍背景,塑造乘風破浪的航船形象,并穿起一個個沖擊與碰撞、考驗與搏斗、憧憬與眷戀、忐忑與希望等等復雜的心態(tài)與經歷中,主部主題與第一a主題成為了思緒整體統(tǒng)一與連貫性的粘合劑。
在以重復和變化重復為主要手法的復調作品中,唯美地運用這種作曲技巧加上其他復雜的手法和規(guī)則來展示美感構思,已成為一種經典。比如卡儂,是一種以先后順序重復某一旋律形成多聲部復調形式的曲式,其導句與伴句之間看似簡單的模仿重復卻隱含著復雜的變化形式:同度卡儂、五度卡儂、四度卡儂、轉回卡儂、倒回卡儂、增時卡儂、減時卡儂、無終卡儂、有終卡儂、螺形卡儂、伴奏卡儂等等,古典主義的大師們個個都能得心應手對付這種復雜的復調手法,且成就斐然。
賦格這種復調音樂的頂級形式,也是以重復為主要手段,內含復雜對位關系的曲式。巴赫將賦格這種形式發(fā)掘到了極致,留下了極為豐富的經典作品。最為著名的那首管風琴曲d小調觸技曲與賦格(附182)早已被人們改編成多種演奏版本流行于世;一部“賦格的藝術”用了一個貌不驚人的主題,用重復、變化重復手段花樣翻新、洋洋灑灑,居然演繹編織出精彩絕倫的二十二段賦格與卡儂精品,而且這二十二段作品還各具神采。從第一首主題以高貴而典雅的姿態(tài)亮相之后,第二首主題用連續(xù)的符點音跳躍性變型,將思緒嘻戲化;第三首主題反向陳述,情緒轉暗;第四首繼續(xù)反向陳述,有動力;第五首主題反向陳述與正向陳述對峙,略顯滄桑;第六首低位拉長的主題與高位反向陳述略顯興奮的主題再加上中位上行陳述和中位下行陳述各自與第一第二陳述呼應的四重對峙,思緒復雜化;第七首中位上行陳述主題與在高位拉長的下行陳述主題再加上中位下行陳述的呼應和低位拉得更長的下行陳述主題對話,把思緒變成了精彩紛呈的對決;第八段主題性格變化,反復的陳述著一種略顯暗淡的情緒;第九段主題性格向有張力的動蕩轉換,情緒變得熱烈而動力十足;第十首主題大變臉,四重賦格以動蕩的姿態(tài)各奔東西,原主題的再現(xiàn)與變臉主題形成強烈對比,思緒顯出深刻的探討性……(附183—192)。
上述重復表述手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炫技,但當這炫技使得主題形象變得越來越遠離原主題形象的時候,那維系著整體統(tǒng)一的紐帶——保持著原主題元素的變化重復,就擔當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了。
情緒的醞釀和能量的積蓄
音樂思緒表述中的重復是一種具有強調性質的表述,并且是思緒表述的持續(xù)和發(fā)展手段之一。正如我們在平常生活中要強調某一思緒時采用復述手法能引起人們思索和領悟一樣,被重復的樂句、樂段會更具深意的被人們理解和接受,有時甚至會因量變的積累而釋放出質變的意蘊來,中國古代寓言中“三人成虎”的故事反證了強調性復述的威力。
冼星海在黃河大合唱最后一段的結尾中,持續(xù)重復一個具有沖擊形象的樂句,將人們抗戰(zhàn)的熱情逐級推向遏制不住的爆發(fā)頂峰,并得以讓我們感受到一種新發(fā)掘出來的具有內在精神支撐的更堅實的力量。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第四樂章(附194)在滿懷悲憤的主題陳述之后,轉換了語氣來表述心中的隱痛及抗議;在四遍的反復陳述過程中逐級將控訴不公正社會的言詞推升到最嚴厲的高度。之后,這控訴與內心痛苦再次被咀嚼,從而激發(fā)了新一輪的抗爭;在稍稍平復之時,猶如心口創(chuàng)傷的破裂,引發(fā)抗爭主題由弦樂隊在中音區(qū)第五次重現(xiàn),將人們強壓不住的悲愴一股腦的傾瀉出來。
模進這種以變化重復為思緒展開陳述的手法,是作曲家常用的手法,浪漫主義作曲家常用此手法積存能量以將情緒激烈化并推向。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語言中,大量使用模進的手法已成為他的經典特征;在他所有重要的作品中,主題的陳述或者展開幾乎都能見到模進手法運用,而且是將情緒調動起來推向的最常用手段。我們很容易在1812序曲(附195)、意大利隨想曲(附196)、羅密歐與朱麗葉幻想序曲(附197)、第一鋼琴協(xié)奏曲(附198)、d大調小提琴協(xié)奏曲(附199)、第四交響曲(附200)、第五交響曲(附201)、第六交響曲(附202)中找到模進手法的頻繁運用與醞釀并推向的范例。
視角的轉換與層次的展示與發(fā)掘
事實上,音樂作品中完全的重復并不多見,更多的重復是以變化形式出現(xiàn)的。變化重復的表述是一種拓展內涵與改變視角的表述,其主要采用了兩種手法,一是主題變奏,二是主題展開。嚴格說,二者的區(qū)別并不太大,并且往往交叉并用。如果硬要區(qū)分一下的 話,應當為主題變奏是主題形象多樣化的手段,往往限于主題材料本身的變化;而主題的展開是將主題內涵深層次挖掘的手段,可以在展開的過程中根據需要離開原主題材料,加進新的主題元素。
薩拉薩蒂在選用比才歌劇素材改編的卡門主題幻想曲(附203-205)中大量運用了變奏手法,使得作品充滿了眩目的華彩。由于這種亮麗色彩的添加,得以讓我們用全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音樂形象的性格和內涵。
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第一樂章(附206)里以銅管樂器齊鳴宣示抗爭的引子開始,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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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主部主題在呈示部初步陳述之后就有了一場相當精彩的展開,表述情緒由焦慮與戚戚然轉換成為一種信念,似乎在陳述抗爭宣示的緣由,并形成一個小;一個有窺探意味的音型引出稍有安定意味的副部主題之后,主部主題與副部主題交織在一起,陳述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態(tài);主部主題再次展開,并掀起一陣情緒的波瀾。在展開部,每一次銅管齊鳴的抗爭宣示之后,主部主題都以一種新的情緒出現(xiàn),這里面有惆悵、有傷感、有吶喊、有視死如歸的豪情,直到再現(xiàn)部的結尾部分,當抗爭宣示再次響起時,主題演變成一種勇往直前的躍動形象。整個樂章里,主部主題圍繞著抗爭的中心情緒將心理層面內涵充分的展開,直到最后以一個壯懷激烈的亮相,義無反顧地結束樂章。在這個樂章的表述中,變化重復手法的運用既有轉換視角的功能,又有發(fā)掘思緒層次的功能。
音樂思緒的層次感有兩個解釋,其一是由淺及深、由表及里的橫向順序挖掘層次。
格里格在比爾金特第一組曲的第一段“朝景”(附207)中,以大管和圓號描摹薄霧狀早晨背景,長笛清新的氣息開始了朝景的描繪,中提琴的呼應給人以回味;雙簧管略帶金屬光澤的音色接過來的描繪,使得環(huán)境亮度逐漸加強,主題轉入下屬調性的和聲色彩變幻,讓人眼前一亮。主題繼續(xù)用長笛和雙簧管在新的調性中陳述一遍,立即轉入上方小三度的新調性,環(huán)境的明亮度繼續(xù)增強。此刻,樂隊全體在回歸的原調性上陳述的主題,轟然告知太陽的升起,被照亮的原野展現(xiàn)在我們眼前,一陣陣震撼讓人靜默無語,一種對大自然的敬畏與崇拜之情油然而生。在這里,思緒的表述以主題重復與變化重復手法,配之以樂器色彩、和聲色彩調配營造的氛圍變幻,為我們逐層次按照事物發(fā)展的時間順序展示了一場繽紛燦爛的日出過程。
第二種層次是立體式豎向與橫相并行的全景展示。
肖斯塔柯維奇在第七交響曲(見附208)中,用一個固定的堅定信念主題配上一個代表軍事壓力的小軍鼓背景,反復十五遍的持續(xù)過程中,不斷地變換著織體的形態(tài)和氛圍,變換著時間和空間的內容,演繹了一場驚心動魄的二戰(zhàn)史詩。
勛伯格在第一室內交響曲中,運用不同形象與性格的多重織體元素,反復交叉編織,錯綜復雜的展示出一個紛亂喧囂的人際環(huán)境,讓人倍感緊張和壓抑(見附05)。
同樣是描寫太陽升起的場面,格羅菲在大峽谷組曲第一段“日出”(附209)中,以一個不變的展示性主題,配上持續(xù)弱奏的隆隆鼓聲作背景(應當是大峽谷谷底流淌的科羅拉多河在峽谷中回蕩的流水聲吧),木管加圓號描述的由沉睡中逐漸醒來的大自然,早起的鳥兒,剛剛蹦出地平線的太陽,空曠的、灑滿金色陽光的沙漠,遠處隱約的峰巒,近處歷歷在目的山谷與科羅拉多河流,一種彌漫在現(xiàn)場的朝氣和覺醒的生命力與油然而生的感動……,作曲家用不同的樂器、不同的聲部、不同的色彩以及不同的手法編織出了一幅大峽谷地區(qū)獨有的壯麗的日出美景和天人合一和諧氛圍。
§ 音樂思緒在指向性元素與無明確指向性元素綜合運用時所能展示的奇跡
——有情節(jié)、有細節(jié)與有戲劇性的音樂故事
我們在前面曾經展示了伯遼茲幻想交響曲那有情節(jié)、有細節(jié)與有戲劇性的音樂故事是如何講述的。當我們了解了音樂思緒表述中的種種手法之后,我們會發(fā)掘出音樂作品中那些更多的、更加有趣味的故事。
用音樂表述戲劇性的故事,是許多作曲家夢寐以求的事情。音樂思緒的感情表述是音樂藝術的強項,而戲劇性故事的情節(jié)和細節(jié)描述卻是音樂較之其它藝術門類的弱項;但聰明的作曲家仍能夠用獨特的視角,將他們思緒中的有趣情節(jié)和細節(jié)巧妙地告訴我們。
格羅菲在大峽谷組曲第三段中描寫山間小徑上發(fā)生的故事,選用了山間小道上常見的交通工具——毛驢,來表現(xiàn)旅行者那些讓人哭笑不得的遭遇(附210)。樂曲以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開始為我們交待了大峽谷的深邃(這一聲模擬驢子的囂叫作用非凡。第一,交代了故事的主人公——毛驢與隱藏在后的騎行旅客。第二,驚天動地的嘯叫只有在會產生回音的峽谷空間才會出現(xiàn),這樣就交代了事件的發(fā)生地)。小提琴獨奏模仿驢子的叫聲讓我們的主角毛驢登場(這一表述平添了許多樂趣)。木魚有節(jié)奏的敲擊聲中,我們的毛驢出發(fā)了,那步伐是有點奇怪的味道,山間小徑嘛,顯然不那么好走。突然,毛驢緊走幾步,想維持即將失去的平衡,導致我們的毛驢騎行者翻身落“驢”,隨身攜帶的盛水容器(是葫蘆?水壺?還是瓶裝水?)一路滾下山坡,幾經上下翻滾,塵埃落定(一個非常形象而生動的動態(tài)事件描述),表明已到谷底,毛驢嘲笑似的大叫(這當然是我們的感覺。但這人驢之間的第一個回合,有點出人意料的效果)。重新上路,旅行者再次騎上驢背飽覽山景,圓號遼闊的告訴我們旅行者欣賞山景的興致極高;但好景不長,毛驢故伎重演,這一次我們的旅行者被摔得不輕,金星亂冒,暈頭轉向,眼前的山景讓人生畏了(這一段表述中,故事的第二個主人公——騎驢旅行者由音樂中出現(xiàn)的美景欣賞意味和被摔得頭冒金星意味推向前臺)?？尚Φ氖?此刻毛驢突然發(fā)瘋似的狂奔起來,再次將盛水容器重重地甩向山谷中躺著的旅行者,作品在毛驢的大叫聲中結束。至此,一個讓人忍俊不已的戲劇性小喜劇講述完畢。
音樂思緒被作曲家記敘下來,還需要經過指揮家、演奏演唱家的演繹才能最終與聽眾見面,經過演繹解讀,指揮家、演奏演唱家們常能在作品中發(fā)掘出令人驚嘆不已的細節(jié)與效果。手頭正好有一個例證:安德烈·考斯泰蘭涅茲指揮哥倫比亞管弦樂團演奏的約翰·斯特勞斯的撥弦的波爾卡。作為一部最著名的波爾卡舞曲之一,撥弦的波爾卡被眾多指揮家和樂團演奏過,但在我聽過的演奏版本中,手頭這一版本是最有特色的一個版本。
音樂分為三個段落。由簡短的過門開始,音樂剛一出現(xiàn)就抓住了人們的注意力----一個十分警覺的窺探動作把人們帶入到一個特殊環(huán)境氛圍中(附211)。第一段主題表述中用節(jié)奏上的緩與急交錯模擬一種躡手躡腳的姿態(tài),推出一個眼睛賊亮的頑皮孩子形象——孩子小心翼翼的走進一個顯然是“”的房間,過于小心的孩子忽然警覺地停下腳步,沒有發(fā)現(xiàn)情況,孩子繼續(xù)小心的前行(附212)。
音樂有了變化,孩子好像是聽見了什么,趕緊找個地方躲起來,左看右看,沒有發(fā)現(xiàn)異常(附213)。
孩子繼續(xù)小心翼翼的向前走,顯然,始終保持警覺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段,終于一步一個小心的到了目的地拿到了想要的東西(這是一個新的主題開始了),孩子禁不住內心的喜悅有點手舞足蹈起來(附214)。在這一段里,節(jié)奏變得舒暢,情緒得到了暫時的放松。
一個激靈,音樂開始時的那種警覺又一次出現(xiàn),音樂進入第三段,危險的情況出現(xiàn)了,孩子開始小心翼翼的撤退(附215)。
然而已經晚了,“”的守衛(wèi)者擋住了孩子的退路,短暫的對峙后音樂在一場熱鬧的追逐中結束了全曲(附216)。
這首撥弦的波爾卡太有名了,各種處理手法眾多。與其他版本的撥弦波爾卡相比,本版本充分運用音樂表述語言的語氣和語速的變化,用弦樂撥弦的特殊音色來表現(xiàn)孩子躡手躡腳走路時的形象效果,為思緒的意味作了提示。表述過程中有效運用在某些地方改變節(jié)奏 、配合驟停等手法,加上盡量壓制的音量,成功渲染了一種警覺的氣氛。音樂的尾聲那戲劇性的追逐場面,更為前面的鋪墊做出了詮釋。
德沃夏克兩組斯拉夫舞曲中,為表現(xiàn)斯拉夫民族風情的需要,不乏情節(jié)和細節(jié)上的描寫。第二組斯拉夫舞曲的第三段(附217),描述了一場民間舞會上發(fā)生的種種有趣故事:音樂采用回旋曲式結構,一場盛大的舞會在大家的歡呼聲中開場。A主題以領舞者身份致開場白之后,b主題顯示首場舞在魚貫進入角色的眾人參與下開場,在領舞者的帶領下,c主題引出了新一場舞蹈,舞者們無不煥發(fā)著青春活力和自信。領舞者宣布第一場舞蹈結束,d主題將人們帶進一種休息狀態(tài)。然而,e主題顯示的意猶未盡的部分舞者卻自作主張且小心翼翼地開始了一輪新的舞蹈,很快,這輪新的舞蹈吸引了大批參與者,人們盡興的歡呼聲將氣氛推向。領舞者宣布正式的舞蹈節(jié)目再次開始,人們在f主題和a主體描述的新一輪舞蹈中盡興歡舞,舞會在熱鬧的氣氛中結束。
這里的戲劇性效果出在e主題的陳述中:首先,這個主題的形象一改前面相對拘謹?shù)姆諊?變得有點投機色彩,其次,這改變了性格色彩的主題最終演變成為一個攪局的哄鬧形象;當一個正統(tǒng)的舞會上,出現(xiàn)一群嬉鬧攪局的****舞者時,這戲劇性效果也就不請自來了。當然,這一攪局的情節(jié),也正是作曲家所要刻意展示的一種民間習俗和民族性格的神來之筆。
音樂思緒的表述,手法多樣且常常具有跳躍性,這與我們常態(tài)的繁復思緒過程恰是一種吻合。通常人在思緒過程中的跳躍思維并不會造成思緒整體邏輯的紊亂,這得益于人們慣用形象要素的蒙太奇手法,來將跳躍出現(xiàn)的形象要素運用拼接——借用電影藝術的一個名詞叫做蒙太奇——的手法,來完成整體思緒的整理。
柴可夫斯基在第六交響曲第一樂章中呈現(xiàn)的思緒繁復且具戲劇性效果;這里除了作曲家精湛的直敘技巧、特寫鏡頭般細節(jié)的陳列、富于邏輯性的情節(jié)布局之外,將這些錯綜復雜的各個元素有機的組合起來,構成一部大手筆全景思緒的蒙太奇構思,是功不可沒的因素。
第一樂章,弦樂部低音區(qū)低沉的轟鳴聲中,大管用其最沉悶的低音緩緩奏響主部主題。這是一種缺乏信心的希望,一切都陷于死氣沉沉的氛圍之中;直到中提琴一聲小心翼翼的詢問和緊接著的雙簧管和單簧管的試探,讓人想起魯迅在小說“藥”中描寫的,期待剛吃下去的血饅頭能夠將肺癆病人起死回生時的場景;終于,中提琴絕望地松弛了期冀(附218)。
缺乏信心的希望成為絕望,樂隊開始有了生氣。這是絕望的情緒在蔓延,一切曾經的努力成為泡影,一切曾經的克制不再必要,一場絕望情緒最初的宣泄小小的爆發(fā)出來。
弦樂隊奏響了柔美的副部主題,展現(xiàn)對曾經的美好往事的懷戀,但圓號作為背景音響卻發(fā)出不諧和音,這種回憶注定了是一種充滿悲涼的回味。在有節(jié)律的伴奏音型背景下,似是乘坐時光快車回到了過去。長笛和大管對答著掀開一幕幕往事的畫面,單簧管也與大管有著另一些的回憶;過電影般的回憶能夠帶來的只有酸楚,一聲止不住的抽泣中斷了回憶。副部主題再次奏響,此刻只有哀嘆:曾幾何時,那尚能讓人們存一點點活下去理由的期冀,如今已灰飛煙滅。但令人備感空虛的回憶卻仍揮之不去,咀嚼咀嚼苦的味道也許能讓人聊以****,大管余音裊裊,沉浸在遲鈍的空靈之中……(附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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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整個呈示部,將如此眾多的意味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沉悶而低沉的情緒——絕望之中的掙扎——無奈的嘆息——充滿****意味的美好情調——如煙往事的紛沓而至——再次沉浸在****的遐想不能自拔……。我們大概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在令人絕望的現(xiàn)實中企圖尋求一絲聊以****的活下去的理由。
樂隊一聲巨響猶如猛喝,將人們從遲鈍和麻痹中拉回了現(xiàn)實。樂曲進入了展開部。
一個惡狠狠的主題向人們逼了過來,小提琴們在主部主題的展開陳述中絕望地張皇失措,四處逃散;容不得辯解,容不得怠懈,甚至容不得自由呼吸,似有一張大網將人們悉數(shù)拿下;充滿暴力情緒的小號有樂隊強奏做幫手,把個曾經的人間變成了地獄;茍延殘喘之下,小提琴們在悲慘的。然而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牲畜,抗爭的力量開始集結并且發(fā)起反擊;面對異常強大的暴力氛圍,必然的結局是失敗;絕望之中,人們奮力吶喊、淚水飛濺,悲壯情緒在每個人的胸中劇烈沖擊回蕩(附220)。
一切漸漸歸于平靜。
展開部的陳述是那樣的殘酷,一切能夠給人以“生”下去的借口,統(tǒng)統(tǒng)毫不留情的一掃而光。
弦樂隊低音部似是咬噬心肝的小蟲一樣開始緩緩的進場,聊以****的回憶主題再次響起。再現(xiàn)部的回憶已經沒有了咀嚼苦味的興致,只有被小蟲啃噬的心臟在流血,向內緊壓的不諧和弦猶如一陣強似一陣的緊縮的疼痛,折磨著尚存一氣的人們。
垂暮的人們踏著弦樂隊低音撥奏的節(jié)律,迎著西下的夕陽無力的走去,背后的身影越拉越長,越拉越長……,夕陽漸落,人影漸逝,漸逝……(附221)。
結尾那具有指向意味的步伐,將我們一步一步的帶向最后的歸宿。
我們在這個樂章中能夠聽到的東西夠繁雜,但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作品的標題——“悲愴”。這標題就是這部作品思緒的內涵,雖然稍嫌抽象,但卻吻合而貼切。我們能夠完成前述種種相對具體的解讀,則有賴于自呈示部到展開部再到再現(xiàn)部那些有意味的細節(jié)描述,這些細節(jié)的描述,交代了“悲愴”形成的前因后果,交代了一場“是生,還是死”的哲學思索和最終因絕望而選擇了“死”的過程。這些交代成為有相當具象意味的外延,將思緒內涵的定位限制在一個可捉摸的范圍之內。
我們談及的那些有具象意味的細節(jié)表述,大都不含指向性元素,能夠為我們提供有意味判斷的線索,則來自音樂思緒表述中動用的種種能顯現(xiàn)意味的手法。比如:沉重而絕望的語調意味著不堪的處境;帶有焦躁情緒的騷動情節(jié)意味著心有不甘;優(yōu)美的副部主題意味著在這世上曾經有過的美好回憶;模仿電?**龐郴俗泥塵芭浜獻挪歡媳浠槐硎鏊夾韉睦制骱鴕羯?，意味着一幕一膲哪往实撠顾；篙吙主题掉[鸞プ呷躋馕蹲懦聊纈?****的企圖;當一聲巨響將我們拉回現(xiàn)實之后,激烈的沖突性與暴力性氛圍描述,讓人感受到無所遁形且驚心動魄的殘酷現(xiàn)實;再次強拉起的反抗意味,隨之而來無奈的平靜過程,模仿小蟲蠕動咬噬的低音部音樂形象作為副部主題再現(xiàn)時的背景,痛苦的情緒,以及最后越走越弱的步子等等。這全部的表述內容,用蒙太奇的拼接手法被一個思維邏輯串起來,令人信服的感悟到人對生命的珍愛——即便再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也不輕言放棄;同時令人信服地宣告這種信念和努力的徒然,殘酷的現(xiàn)實所留給人們的出路只有一條——在飽嘗痛苦折磨之后走向死亡的悲愴結局。
后記
本文從“音樂是作曲家用樂音和其他聲音表述自己線性思緒的藝術”立論開始,以作曲家創(chuàng)作時的思路和角度為切入點,總結了音樂思緒表述中種種可運用的元素、手法和思維邏輯,企圖證明作曲家在傾力表述能讓人理解的音樂思緒這一創(chuàng)作初衷。
音樂是人的心理活動記敘,因而是具有可解讀屬性的事物。我們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作曲家都知曉能被人們解讀內涵,甚至僅僅能被人們解讀出來部分外延的音樂作品會成為膾炙人口的經典并受到人們歡迎的客觀事實。
有認識才有相通,有相識相通才有喜愛。
我們看到許多音樂界名人致力于交響音樂的普及工作,這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音樂藝術被邊沿化的危機所在。讓普通音樂愛好者欣賞交響樂,一定要交給他們進入交響殿堂的鑰匙,而且這鑰匙一定是能進到殿堂內部的那一把,而不是進到院子里只能看見殿堂外觀的鑰匙。
音樂思緒的表述在我們臆測作曲家創(chuàng)作心路歷程中,就這么著一一擺在了桌面上。之所以有臆測一說,那是因為本文所論并非作曲家們自己的解讀,而是根據作曲家們的作品,“聽其言、觀其行”,以自己豐富的生活和社會經驗,加上一定的藝術修養(yǎng),進行符合作品本來意味 的聯(lián)想得出來的推斷。我們的愿望是打造一把能進到交響殿堂內部自由徜徉的鑰匙,并將它交給廣大音樂愛好者。
有較真兒的人會說:拿一個什么臆測的東西作為音樂內涵的解讀也太不靠譜了。我們要說,觀察力和想象力是欣賞藝術的基本要素。人能夠理解其意義的事物,并不都是很直白說明了的事物;在莊嚴的場合人自會莊嚴,在悲痛的場合人自會肅穆,這不需要有人指點你這么做,只需借助那很靠譜的意會。是藝術,總要被人們品頭論足去評介,推想和臆測也是難免。一部紅樓夢,那么清清楚楚講出來的故事,還被無數(shù)紅學家解讀數(shù)百年,以推想和臆測成就了一大批學術專家,這就是藝術的魅力。
給作品留出更大的想象空間,與恰當?shù)狞c明作品想象范圍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藝術作品是需要評論家們評介的。藝術作品在評介的領引下,容易被人們理解并激發(fā)人們更多的想象力,因而產生共鳴,也就具有了生命力?，F(xiàn)今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理解萬歲”,可見一個人不被理解有時真的就是生不如死。雖然卓別林對好友愛因斯坦說過這樣的話:“我受人們歡迎是因為人們懂我;你受人們歡迎,是因為人們不懂你”,但是人們不懂愛因斯坦肯定是暫時的,作曲家不被人懂是不是暫時的就很難說了。
再作一個臆測——作曲家是希望人們對自己的作品充分發(fā)揮想象力各盡所能去想象的,只要這想象不是太離譜就好;說不定某些想象比之作曲家本人的構思還要有意思、有品味和符合邏輯。正如本文提起的考斯泰蘭涅茲詮釋的撥弦波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