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9 16:23:39
導語：在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yōu)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chuàng)作可能。
在上述背景下，東北財經大學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副教授齊鷹飛在其主持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基金項目《中國短期通貨膨脹動態(tài)實證研究》（批準號：10YJA790147）及專著《短期通貨膨脹動態(tài)：理論和中國實證》（科學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對中國短期通貨膨脹動態(tài)進行了理論闡釋和實證揭示。作者長期致力于宏觀經濟研究，曾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和《財貿經濟》等學術刊物上發(fā)表很多相關成果，對宏觀經濟問題頗有獨到見解，其敏銳的分析直覺、獨特的觀察視角和扎實的研究功底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宏觀經濟學巨擘盧卡斯曾指出：“理論經濟學的一個功能是提供表述清楚的人工經濟系統(tǒng)作為實驗室，讓那些在現實經濟中代價高昂到無法想象的政策實驗可以在其中以低得多的成本得到透徹檢驗?！薄抖唐谕ㄘ浥蛎泟討B(tài)：理論和中國實證》一書貫徹了盧卡斯對宏觀經濟研究的建議，為構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政策“實驗室”進行了有益探索?？v觀全書，作者立足于短期通貨膨脹動態(tài)理論的前沿發(fā)展，著眼于中國現實的通貨膨脹問題，在深入考察、描述中國通貨膨脹經驗特征的基礎上，從通貨膨脹預期、通貨膨脹持久性以及成本渠道三個方面逐步深入地考察了中國短期通貨膨脹的動態(tài)特征。特別是，作者嫻熟地運用了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建模、仿真方法以及宏觀時間序列分析的前沿方法，對中國短期通貨膨脹動態(tài)進行了富有啟發(fā)性的刻畫，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政策參考意義。
第一，辨析了通貨膨脹預期的時間坐標。通貨膨脹的動態(tài)演變依賴于通貨膨脹預期，預期在短期通貨膨脹動態(tài)演變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該書首次構造出最小距離估計量，對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實證比較，并發(fā)現前瞻性因素在中國短期通貨膨脹動態(tài)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第二，確認了通貨膨脹持久性的內在性。通貨膨脹是否具有內在持久性對于貨幣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義。如果通貨膨脹具有內在持久性，經濟中的隨機沖擊就會引起通貨膨脹持續(xù)地偏離其穩(wěn)態(tài)均衡，通貨膨脹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也會降低，貨幣政策更會具有明顯的滯后效應。通貨膨脹持久性是中國通貨膨脹動態(tài)過程表現出的重要經驗特征，但通貨膨脹是否具有內在持久性則需要細致的結構分析。該書利用新凱恩斯主義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中國通貨膨脹持久性進行了結構分析，并確認了其內在性。
關鍵詞：宏觀經濟；上證指數；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11-0183-02
一、引言
金融發(fā)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中極富爭議的一個問題。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組成部分的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也是最近研究熱點之一。我國股票市場發(fā)展非常迅速，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因素。在這種背景之下，研究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經驗關系，具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國外學者對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這些研究大多數表明在宏觀經濟變量和股票價格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但結論并非是完全一致的。例如，Chen， Rol和Ros（1986）研究發(fā)現可以顯著解釋股票收益率的因子有風險溢價變化以及通貨膨脹率等；但消費支出、原油價格和股票收益率之間卻沒有明顯關系。Mukherjee和Naka（1995）用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東京股票交易所（TSE）和日本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
他們研究發(fā)現，TSE股票價格指數和六個宏觀經濟因子之間存在協(xié)整關系。而Binswanger （2000）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經濟，用子樣本滾動回歸方法研究發(fā)現，股票收益率和實質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不成立。
國內學者也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經驗研究，談儒勇（1999）研究了中國金融發(fā)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其中涉及了股市發(fā)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實證研究。研究表明，我國股市發(fā)展的三個指標（市價總值/GDP、成交金額/GDP和成交金額/市價總值） 在回歸模型中都不顯著， 這意味著我國股市發(fā)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鄭江淮、袁國良等（2000）的經驗研究認為，雖然我國股市規(guī)模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不明顯，但股市發(fā)展與儲蓄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存在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李廣眾（2002）的經驗研究認為中國銀行、股市發(fā)展的主要作用在于促進投資規(guī)模擴大，股市發(fā)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
從上述國內研究文獻可以看出，研究重點大多放在金融發(fā)展和經濟增長關系上，股票市場發(fā)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僅僅是研究中的一部分，很少涉及關于宏觀經濟和股票市場表現之間的經驗檢驗。
從研究方法上來看，大部分用的是比較簡單的回歸分析，很少考慮時間序列不平穩(wěn)帶來的謬回歸問題。基于上述考慮， 研究將根據月度數據，在宏觀經濟變量與股市價格的理論關系和經驗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利用VAR模型對上海股票市場表現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介紹模型形式、變量和數據選取， 第三部分給出實證結果， 第四部分是總結和結論。
二、模型設定及數據選取
宏觀經濟對股指波動的影響主要體現政府宏觀調控、市場變化以及消費者行為方面，因此建立一個包含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情況、房屋價格變動、通貨膨脹及消費者信心指數的VAR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Yt=C1Xt-1+……CnXt-n+ξt
其中，Yt=[AINDEXt]Xt=[AINDEXt，Rt，M2，GDPt，HGINDESt+HOUSEINDEXt，CPIt，CCIt]，C表示常數項。其中AINDEX表示上證收盤綜合指數；R分別表示利率水平和M2同比增長率，用以衡量貨幣政策；GDP分別表示GDP增長率和HGINDES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兩者結合衡量宏觀經濟變動；HOUSEINDEX表示國房景氣指數，CPI衡量通貨膨脹，與宏觀經濟變量一起表示市場變化；CCT表示消費者信心指數。樣本區(qū)間為2001年1月―2013年12月共計156個樣本。
三、實證結果
建立VAR模型，先對數據進行平穩(wěn)性檢驗。經過檢驗，所有的變量都可以通過平穩(wěn)性檢驗，可以用來構建VAR模型，在此基礎上，為了保證模型的穩(wěn)定性，進行AR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具有穩(wěn)定性，如圖1所示。
（一）滯后階的確定
進行VAR模型檢驗的最后一步就是確認滯后階，模型滯后階的選擇過程如表1所示（最大試算階數為2）。
根據表中所示，LR、FPE、AIC準則都顯示最優(yōu)滯后階數為2，SC、HQ準則顯示最優(yōu)滯后階數為1，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我們選取最優(yōu)滯后階數為2。
（二）VAR模型和脈沖響應
我們得到VAR模型形式如下：
AINDEX=0.857088397461*AINDEX（-1）+
0.126504716401*AINDEX（-2）-0.00230273338677*CCI（-1）
-0.000963551505897*CCI（-2）+0.0093385588814*CPI（-1）
-0.0195604202722*CPI（-2）+0.00942041778789*HGINDEX（-1）-0.0140177132655*HGINDEX（-2）+0.0138781296713
*GDP（-1）+0.00954420314823*GDP（-2）-0.000221171008889
*HOUSEINDEX（-1）-0.00501632789264*HOUSEINDEX（-2）+
0.0043259281095*M2（-1）-0.00657125075722*M2（-2）+
0.00636285095489*R（-1）-0.00643171398778*R（-2）-
0.007661618
R2=0.96
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較能對被解釋變量做出解釋。從估計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上證指數具有較強的慣性特征，上一期對本期的解釋高達0.857，再前一期對被本期的解釋達到0.1265，二者結合就解釋了全部的0.98，表明上證指數受自身影響最強，而其他變量對其解釋力較弱，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經濟連續(xù)增長多年而股票市場卻熊冠全球。再看其他變量，其余變量中，消費者信心指數影響最弱且負相關，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前兩期的CPI對本期上證股指影響較強，達到0.02，且呈負相關，表明上兩期的CPI指數如果上升，則會一定程度上導致本期股票市場的下跌，而上一期的CPI指數則對本期股票市場呈微弱正相關；除此之外，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的前一期和兩期也表現出明顯的分野現象，與CPI相同的是都是前兩期呈現明顯的負相關，而前一期呈現微弱的正相關，表明宏觀經濟指數與CPI相關性較強；前一期的GDP對本期股指影響呈現正相關，而且相關指數達到0.014，前兩期的相關就變得微弱，表明當期GDP的增加能明顯增強下一期的股指，但之后影響就逐漸減??；貨幣政策在前一期對本期呈正相關，前兩期對本期則呈負相關，也具有一定的分野現象。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利用VAR模型對宏觀經濟環(huán)境、政府調控政策、市場變化和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得到了如下的主要研究結果：宏觀經濟環(huán)境本身的發(fā)展狀況將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宏觀經濟環(huán)境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中國股票市場價格變動對經濟基本面變化的反映功能的缺失；貨幣供應量變化將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影響較為微弱，宏觀經濟環(huán)境不會對貨幣供應量調整政策調控中國股票市場的效果產生本質性的影響。這個結論既是中國股票市場資金拉動型特征的直接結果，同時也為中國股票市場具有的資金拉動型特征提供了實證證據；市場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的負向影響更大，而且不會受到宏觀經濟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中國股票市場的弱市場有效性特征和噪音交易特征為這個結論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據，而且中國股票市場的政策調控實踐也反復證明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利率調整政策對中國股票市場產生的調控效果受到宏觀經濟環(huán)境的明顯影響。宏觀經濟環(huán)境因素的存在使得利率調整政策調控股票市場的效果變得不確定和不可預測。產生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考慮宏觀經濟環(huán)境的理想情況下，投資者的入市決策和股票交易決策都會受到利率變化的顯著影響，而在考慮宏觀經濟環(huán)境的現實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環(huán)境狀況對中國股票市場條件波動性產生的顯著正向影響可能對利率調整政策調控股票市場的效果產生了替代作用，從而致使利率變化對中國股票市場波動性產生的影響不顯著。利率調整政策對中國股票市場影響的近似隨機的現實現象也證明了該結論與中國股票市場現實情況的一致性。研究結論啟示我們，加大理性市場主體的培育力度，改革政策機制、降低政策信息的獲取成本，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場相關制度、特別是信用交易制度，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fā)和上市力度，科學制定調控政策、提高政策調控能力、規(guī)范政府調控行為是提高政策調控效率、保障中國股票市場健康、穩(wěn)定、持續(xù)發(fā)展的有效途徑。當然，研究工作僅僅是筆者有關宏觀經濟環(huán)境、政府調控政策與中國股票市場關系研究的一項階段性實證研究成果，還有很多相關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 陸 蓉，徐龍炳.“牛市”和“熊市”對信息的不平衡性反應研究[J].經濟研究，2004（3）.
[2] 趙振全，張 宇.中國股票市場波動和宏觀經濟波動關系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3（6）.
[3] 郭金龍，李文軍.我國股票市場發(fā)展與貨幣政策互動關系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6）.
[4] 許均華，李啟亞.宏觀政策對我國股市影響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1（9）.
[5] 謝 赤，吳 丹.論股票市場對擴張性貨幣政策效力的影響及相應對策[J]. 當代經濟科學，2002（4）.
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fā)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fā)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chuàng)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fā)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fā)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yè)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fā)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fā)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tǒng)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tǒng)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tǒng)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tǒng)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fā)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fā)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yè)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fā)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fā)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yè)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過程也發(fā)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yè)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fā)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yè)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fā)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tài)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tǒng)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tài)性?？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tǒng)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tǒng)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fā)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zhàn)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tǒng)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yè)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xù)。據統(tǒng)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fā)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guī)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fā)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jié)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關鍵詞】RBC理論 RBC模型 經濟周期 經濟波動
20世紀80年代，以基德蘭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開創(chuàng)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簡稱RBC理論）。RBC理論在瓦爾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經濟周期，第一次系統(tǒng)地從供給角度考察經濟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論建立在典型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以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采用動態(tài)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論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國經濟為背景，以中國經濟為背景的研究較少。近幾年來，我國學者開始嘗試運用RBC模型模擬中國的經濟數據，解釋中國的經濟波動（卜永翔、勒炎，2002；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劉樹成、張平、張曉晶，2005；殷劍峰，2006）。借鑒RBC理論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問題，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RBC理論的模型假設與驗證結果加以充分和謹慎的比較分析，避免簡單的拿來主義。
一、RBC理論的基本模型及結論
1、RBC理論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競爭和理性預期等條件假設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稱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齊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礎之上引入真實沖擊，并考慮消費與閑暇之間的替代。為簡便起見，假設行為人的效用函數和面臨的生產函數分別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條件期望；?茁表示貼現率；?啄表示折舊率。
根據上述規(guī)劃的一階必要條件，補充初始資本存量、橫截性條件、穩(wěn)態(tài)時行為人的勞動供給等三個邊界條件，可以得到求解最優(yōu)規(guī)劃解的充要條件。補充一些參數條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階泰勒級數展開法，在穩(wěn)態(tài)附近對約束條件線性化，可以求得規(guī)劃的數值解。可以發(fā)現，資本、產出、消費、勞動受技術沖擊的影響而出現波動，從而給出經濟周期的理論解釋。
2、RBC理論的主要結論
RBC理論的主要結論可以從五個方面進行概括。
（1）經濟波動的根源。經濟周期根源于真實變量異常變化造成的供給沖擊。經濟波動是正常的，與市場失敗無關。
（2）經濟波動的傳播。經濟波動的核心傳導機制是勞動的跨期替代，即行為人在不同的時間段內優(yōu)化配置自己的勞動時間。
（3）經濟周期的過程。經濟波動是理性的經濟行為人在面對沖擊時所做出的最優(yōu)反應。經濟周期不是對均衡的偏離，是一系列沖擊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動。
（4）政府無須干預經濟。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經濟波動的政府干預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動態(tài)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據當時的約束條件制定并宣布一項最優(yōu)政策，這項政策宣布之后各經濟行為人會調整自己的預期和行動，導致政府所面臨的約束條件發(fā)生變化，在新的條件下原來的最優(yōu)政策不再是最優(yōu)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會采取一項與新的最優(yōu)政策。前后兩個政策的不一致，就導致了動態(tài)不一致性問題。
二、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借鑒RBC理論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著嚴格的假設條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競爭的市場；其次是價格靈活調整，市場連續(xù)出清，非自愿失業(yè)不存在，工作和閑暇在時間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經濟主體是理性的，在現有的稟賦約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潤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為人理性預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國的經濟環(huán)境對模型假設條件的滿足情況
RBC理論主要研究完全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經濟波動，RBC基本模型有著諸多的假設條件，這些假設條件在中國的經濟環(huán)境中是難以完全滿足的。
（1）盡管1978年以來，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國經濟周期問題，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對1978年之后的中國經濟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會存在偏差。
（2）由于我國存在最低工資標準等限制條件以及勞動力供需結構性失衡、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現實，價格靈活調整的假設條件在中國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業(yè)在當前大量存在。
（3）由于過去的5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經濟政策存在著時間的不一致性，政策決策過程的不透明導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為人難以做出理性的預期。例如，我國的國有股減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證券市場的非理。
由于RBC理論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在中國的經濟環(huán)境下難以完全滿足，因此，借鑒RBC理論研究中國的經濟周期問題，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對基本模型進行修訂。
此外，RBC模型中的參數及國外研究中確定的數據難以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例如，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參數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對于美國數據的估計值，這個參數實際上還包含了制度變化的因素，不一定適用于中國。
三、RBC理論模型應用于我國有待修訂的問題
RBC基本模型本身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無法對經濟周期中就業(yè)的變化做出有力的解釋
基本模型需要勞動的跨期替代彈性足夠大才能對就業(yè)波動進行解釋，但經驗研究表明勞動的跨期替代彈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資暫時性變化時才能對勞動供給產生較顯著影響，而研究表明，工資的變化具有較強的持久性。
針對這一缺陷，許多學者嘗試通過修改效用函數（如引入勞動不可分性和勞動契約）或修改生產函數（如引入資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經驗數據表明實際工資與產出的相關性沒有那么明顯
通過模型的公式推導，產出與實際工資的相關系數等于1，實際經驗數據則表明實際工作與產出之間的相關性沒有那么明顯。
針對這一缺陷，克里斯蒂諾和伊齊鮑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對于沖擊過程存在很大的依賴性
根據RBC基本模型，如果生產技術的沖擊是一個自回歸過程，才能較好地模擬經濟波動的實際情況。若技術沖擊是一個白噪聲或符合單位根過程，那么真實經濟周期模型的結果將無法模擬經濟周期中的特征事實。
針對這一缺陷，需要對基本模型進行修改，引入勞動調整成本，或者引入資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資本折舊函數。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殘差難以準確衡量真實沖擊
許多經濟學家將索洛殘差作為衡量真實沖擊的標準，但索洛殘差是除去資本和勞動力供給對產出影響量的剩余量，是許多未知因素的綜合，含有很大的波動性，索洛殘差的短期變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術沖擊造成的。而且索洛殘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實沖擊也受到質疑。例如，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制造業(yè)的索洛殘差經常出現下降，對于美國而言如果認為真實沖擊主要由技術進步引起，那是否意味著美國制造業(yè)的技術出現退步？
5、用校準的方法檢驗模型影響了模型的解釋力
采用校準方法而沒有運用計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與數據的匹配有相當大的彈性，所以當模型與實際數據的重要的“矩陣”匹配得很好時，也可能無法判斷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釋能力，模擬結果與實際情況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觀判斷。盡管可以通過廣義矩陣法對參數和變量的變化幅度進行統(tǒng)一的估計，但模擬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仍受到質疑。
四、主要結論及建議
本文依據RBC理論的基本模型與結論，從RBC理論模型的假設條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借鑒RBC理論的可行性與條件，有如下的結論及建議。
1、需要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論的模型有著較為嚴格的假設條件，而中國的經濟環(huán)境難以完全滿足模型的假設條件，應用RBC理論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應用模型時需要對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對函數的選擇和模型的架構進行修訂
RBC理論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對效用函數、生產函數的選擇和模型的架構需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一定的修訂。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勞動調整成本，修訂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我國學者殷劍峰（2006）基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實，引入了勞動力的現期跨部門替代，構建了基于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周期模型，對我國經濟周期問題做出了較好的解釋。
3、重新估算各種參數
模型的參數如何取值是評價標準RBC模型對中國數據解釋力的關鍵之一，需要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于有爭議的各種參數重新估算。例如，折舊率對于波動是很關鍵的因素，直接影響資本存量的估算，間接影響到估算的技術沖擊變量；再如，勞動份額影響模型中所估計的技術沖擊時間序列，而且決定模型中各變量對外在沖擊如何傳播。
4、實證研究中樣本數據的取值應考慮具體國情
例如資本存量的估計、勞動時間采用的標準，應該予以科學的判定說明。改革開放之前的數據與現在的統(tǒng)計口徑存在很大區(qū)別，這些是否需要調整或者是否需要分兩個階段分別校準，以檢驗模型的擬合效果。
盡管RBC模型在我國研究中的應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條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論對于進行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仍然有積極的意義。例如，通過RBC理論，有助于認識穩(wěn)定和增長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對教育、高新技術的支持力度問題，有助于指導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加關注長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訂機制等。
【參考文獻】
[1] 袁志剛、宋錚：高級宏觀經濟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2] 殷劍峰：中國經濟周期研究：1954～2004. 管理世界，2006（3）。
[3] 劉樹成、張平、張曉晶：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問題研究.首屆中國經濟論壇論文集，2005。
[4] 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基本RBC方法模擬中國經濟的數值試驗.世界經濟文匯，2004（2）。
[5] 陳昆亭、龔六堂、鄒恒甫：什么造成了經濟增長的波動，供給還是需求：中國經濟的RBC分析.世界經濟，2004（4）。
[6] 劉金全、劉志剛：我國經濟周期波動中實際產出波動性的動態(tài)模式與成因分析.經濟研究，2005（3）。
關鍵詞：波粒二象性 經濟 分析 挑戰(zhàn)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2-019-02
一、引論
自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以來，相對論得到廣泛的重視與研究，其后波爾等人發(fā)現了物體的波粒二象性，即任何物體既有波動性又有微粒性。物體袁現出波粒二象性與物體的運行速度有關，在低速領域更多表現為微粒性，而在高速領域則更多表現為波動性。波粒：象性吻合哲學的辯證原理，任何事物存在二重性。同樣在經濟管理領域也存在很多的兩難決策，決策者看上去最優(yōu)的方案可能并不是最優(yōu)，最優(yōu)方案往往出現在混沌的邊緣。在經濟領域，突出表現為波粒二象性的問題主要有利己與利他之辯、邊際收益遞減規(guī)律與報酬遞增、規(guī)模經濟與規(guī)模不經濟、經濟的危機與繁榮的相對性、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增長的內生與外生之爭、風險中性與風險偏好問題。
二、經濟領域的“波粒二象性”問題分析
1.利己與利他之辯。經濟主體之間的行為是完全利己還是有限利他的。一直是經濟學的爭論之一。古典經濟認為人的決策都是以最大化自身經濟利益為出發(fā)點的，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設。行為經濟學者將利他行為引入到經濟學領域，對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挑戰(zhàn)。認為人在某種情況下不僅僅利己也可能利他，部分學者認為親緣性利他與互惠性利他最終還是有利于生物個體的自身適應，是一種迂回性的利已。但在現實的社會領域，仍然存在很多見義勇為與不計回報的利他行為，特別存在于第三部門的各種慈善捐贈與義工行為；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時國內與國際很多人都進行了完全自愿的、不要日報的捐贈。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人性是利己還是利他與物質的波粒二象性一樣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人們在一定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環(huán)境下，會表現出其利己的一面，在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作用下又會表現出利他的一面，利他與利己行為都是人們對其所生活的環(huán)境的一種心理適應行為。
2.經濟中的報酬遞增與邊際收益遞減。在微觀經濟領域有一條定律是邊際收益遞減：企業(yè)雇用的勞動人口增加使其帶來產量的增加會逐漸減少，同樣對資本要素也一樣。西奧多，W.蘇爾茨在報酬遞增的源泉中指出在人力資本領域邊際報酬不是遞減的而是遞增的。對知識與技術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帶來的邊際報酬是遞增的。在有形商品領域，消費者對某件商品的消費增加其邊際效用遞減，同時由于商品的所有權具有排他性，某件商品甲使用時乙不能使用，其報酬不能遞增。在無形的知識與技術產品領域。同一知識可同時為多個人使用其價值與效用不會降低，知識的轉讓與多次使用帶來了報酬的遞增?？梢妶蟪甑男再|也是不確定的，具有波粒二象性。
3.規(guī)模經濟與規(guī)模不經濟。企業(yè)的生產規(guī)模是大、還是小在經濟學中同樣表現出兩重性，在一定的規(guī)模范圍內產量變化量大于投入的比例量，超過速一范圍則表現為規(guī)模不經濟。規(guī)模經濟與規(guī)模不經濟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并存的方面，它具有波粒二象性與混沌性。
4.經濟周期的繁榮與衰退。在宏觀經濟領域，經濟周期也體現出波粒二象性，經濟繁榮與危機是同時并存，相互轉化的。朱拉格認為經濟的危機與恐慌并不是一種獨立的現象，而是經濟社會不斷面臨的三個連續(xù)階段中的一個，繁榮、危機、清算三個階段反復出現。經濟繁榮與經濟危機并存。在繁榮中含有經濟出現危機的內驅力，經濟危機剔除了虛假繁榮，為經濟的新繁榮提供了空間。繁榮與危機既是經濟運行的兩個階段，也是經濟運行的兩個方面，總體而言宏觀經濟運行具有混沌性，對經濟的調控也很難存在最優(yōu)策略，只有最適應策略。
5.風險厭惡與風險偏好。經濟主體對風險的預期表現出混沌性與波粒二象性，在一定條件下人們厭惡風險。這主要是因為確定性效應與損失厭惡造成的；而在一定條件下人們要表現出風險偏好的一面，在買彩票等小概率事件與損失時人們表現出很高的風險偏好性，在購買股票與房子方面人們愿意持有虧損的股票而賣出贏利的股票而不是相反。對風險是偏好還是厭惡與經濟主體對風險事件的認知與態(tài)度有關，不同的主體對同樣的風險事件看法不一樣，態(tài)度也不一樣，同一主體在不同的時間與環(huán)境條件下對類似的風險事件的表現出的態(tài)度與偏好也不一樣，因而對經濟主體而言他既可能是風險偏好的也可能是風險厭惡的，具體表現出那種態(tài)度與時間、所受教育、自身經濟條件、文化背景等因素有關。
6.經濟增長問題。經濟增長問題同樣是一個混沌的，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問題。關于經濟增長的來源問題，存在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與內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的源泉是內生因素起主要作用、還是外生因素起主要作用呢?經濟增長是內生因素與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在一定時期與特定條件下外生因素起主導作用，一定條件下內生因素會起主導作用，因而在考慮經濟增長問題時既要促進內生因素的作用，也要為內生因素提供相配的外生因素。由內生與外生的混沌問題引發(fā)了經濟增長的極限問題，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存在極限，宏觀經濟運行要超越增長向可持續(xù)發(fā)展方向轉化，部分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不存在極限問題，經濟增長是經濟發(fā)展的前提為基礎。從外生因素來看，土地資源、能源、水等資源存在短缺與極限，而經濟的增長不能脫離資源的限制，因而經濟的增長以資源的開發(fā)極限為限定條件，存在增長的極限；也有經濟學家認為人的欲望是無窮的，知識的開發(fā)與增長是沒有極限的。技術與知識作為經濟的內生增長因子決定了經濟增長沒有極限，這些經濟學家對未來持樂觀的態(tài)度。近一個世紀以采經濟的高速發(fā)展給人類帶來了環(huán)境污染問題、水資源短缺問題、溫室效應、能源短缺、生態(tài)破壞等諸多問題，但經濟的增長也帶來福利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經濟的增長具有正效應與負效應，在一定階段主要體現為正效應，一定階段負校應處于突出位置，這一兩重性體現了經濟增長的波粒二象性。
三、經濟領域波粒二象性問題的挑戰(zhàn)
經濟是一個開放的耗散系統(tǒng)，其運行過程表現出各種波粒二象性與混沌性。經濟的波粒二象性為經濟學者進行經濟領域的相關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1.經濟的波粒二象性與混沌性對經濟領域的鮑對時空提出了挑戰(zhàn)，研究者需要樹立相對時空的觀念。在經濟領域，不同的學者所占的角度不同，研究的領域不同對經濟現象的解
釋也不一樣，這與經濟領域的絕對時空觀具有一定的聯系，在研究經濟現象與經濟數據時忽視了時間這一因素，因而對由決策者心理問題引起的經濟現象難以進行合理的解釋。決策者的心理是以其腦部的電波運動為基礎的，腦電波運動是一種物質的高速運動主要表現為波動性。相關問題用絕對時空難以進行恰當的解釋，需要用相對時空來進行解釋。
2.經濟的波粒二象性與混沌性對經濟哲學提出了挑戰(zhàn)，研究者需要轉變其哲學觀念。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以西方哲學為基礎。對經濟現象的認知都是一種線性的、一元的哲學方式，雖然具有嚴密的邏輯性與科學性，但系統(tǒng)性與有機性相對不足，缺乏經濟復雜系統(tǒng)的有效認知。系統(tǒng)工程與復雜科學的相關理論被用于經濟領域以來，對經濟運行的演化與進化有了更合理的認知，有機系統(tǒng)論的哲學思維方式更接近于中國古典的：元哲學思維，陰陽互變、有無相生等有機的辯證思維模式更有利于對經濟系統(tǒng)的混沌性與波粒二象性的認知。
3.經濟的波粒兒象性對經濟研究的空間界定提出了挑戰(zhàn)，經濟研究需要考慮經濟主體的心理空間問題。經典經濟學的研究空間主要以時間空間、地理空間為范圍進行研究的，討論微觀經濟以企業(yè)為基礎，而企業(yè)是以市場空聞為條件的；宏觀經濟討論一個國家、一個區(qū)域的經濟運行問題時也是一個國家的地域范圍與區(qū)域地理范圍來進行研究的。計算機網絡出現以來，企業(yè)或其他主體空間由實物空間向網絡空間進行拓展，虛擬的網絡空間擴展了企業(yè)與經濟主體的活動空間。使經濟活動表現出更多的混沌性與波粒象性。同時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離不開其心理活動。人的心理活動是以其心理空間為基礎的。心理空間的無形性與無限性為腦電波高速運轉提供了空間，也讓心理空間內的運動與實物空間內的運動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屬性。而經典的經濟理論忽視了心理空間內的經濟因素的影響，因而難以對行為經濟的實證結論進行合理解釋。
關鍵詞：國房指數；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協(xié)整理論；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3）03-0048-07
我國房地產業(yè)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逐步發(fā)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建設的逐步完善，國家總體經濟水平的不斷發(fā)展，房地產業(yè)經過這二十多年的醞釀和探索，已經迅速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fā)展的基礎性、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yè)，并拉動相關配套產業(yè)的發(fā)展，形成了一個支撐宏觀經濟快速發(fā)展的重要產業(yè)群體。近年來，我國房地產業(yè)蓬勃發(fā)展的同時，房價居高不下，炒房、囤房等現象屢屢發(fā)生，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如“國八條”、“國六條”等調控措施對房地產業(yè)進行調控和引導。
因此，廣大學者就我國房地產價格方面展開大量研究，梁云芳，高鐵梅，賀書平[1]利用協(xié)整分析和H-P濾波方法，計算了房地產均衡價格水平及房地產價格偏離均衡價格的波動狀態(tài)，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偏離只是受部分地區(qū)的影響等結論。嚴金海[2]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誤差修正模型等方法，短期內房價決定地價，長期內二者相互影響等結論。杜敏杰，劉霞輝[3]建立了房地產價格變動與匯率變動之間的數量模型，通過實證研究得出匯率的小幅變動可以通過久期杠桿使房地產價格大幅度變化。依資產定價無套利規(guī)則，房地產價格的上漲需要同等幅度的地租上漲來支撐，如果上述關系不能滿足，就會產生房地產價格泡沫等結論。沈悅，劉洪玉[4]利用1995—2002年我國14城市的中房住宅價格指數與宏觀經濟基本面相關變量的平行數據，運用混合樣本回歸等分析方法，對住宅價格與經濟基本面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我國住宅市場并不符合有效市場假說、1998年后經濟基本面對住宅價格的解釋能力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等結論。梁云芳，高鐵梅[5]運用誤差修正模型形式的面板數據模型，從貨幣政策效應、人均GDP、房價預期等角度對房價區(qū)域波動的差異及其原因進行深入研究，得到相應結論。
綜上可知，我國廣大學者分別從房價的均衡價格、房價影響因素及機制、房價差異性等方面入手展開了廣泛研究，得到了豐富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看到對房地產研究大多集中于對房價的研究，而對房地產業(yè)本身發(fā)展及其與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關系和相互影響少有研究。因此，本文通過實證手段探討了我國房地產業(yè)發(fā)展與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關系及相互影響機制等問題。
一、主要模型和方法
本文將采用以下檢驗方法和步驟進行實證檢驗和分析：首先，檢驗各序列的平穩(wěn)性；其次，運用Engle-Grange法[6～10] （以下簡稱E-G法）進行協(xié)整性檢驗；然后，建立VAR（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模型[1，9]，得到模型最佳滯后階并以該滯后階為基礎進行Johansen協(xié)整檢驗[11，12]及Granger因果檢驗[10，13-15]；再次，運用Johansen協(xié)整檢驗結果對E-G法結論做出驗證，并結合E-G法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分別建立國房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長期協(xié)整方程[7，9]；運用脈沖反應函數和方差分解[16]，分析兩者的脈沖響應效率表現情況，并研究各個信息對兩者的相對重要程度；最后，為觀察和分析上述序列間短期作用與長期均衡間的關系建立VEC模型。
（一）序列平穩(wěn)性檢驗
本文采用ADF檢驗法進行單位根檢驗，這是因為其檢驗效果較好，簡單易行，且在檢驗線性協(xié)整時具有較高的檢驗勢而被廣泛應用[17]。
ADF法有以下三種檢驗模型：
模型一：無趨勢和截距項
yt=δyt-1+p11j=1λjyt-j+ut（21）
模型二：無趨勢項，有截距項
yt=μ+δyt-1+p11j=1λjyt-j+ut（22）
模型三：有趨勢和截距項
yt=μ+βt+δyt-1+p11j=1λjyt-j+ut（23）
具體檢驗過程是通過判斷使用模型和方程參數δ，來判斷原假設H0：δ=0是否成立：若原假設成立，則表明存在單位根，序列非平穩(wěn)；反之則不存在單位根，序列平穩(wěn)。
（二）協(xié)整性檢驗
對于兩個或多個非平穩(wěn)時間序列，雖然每個時間序列具有各自的長期波動規(guī)律，如果它們是協(xié)整的，則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個長期穩(wěn)定的均衡關系，從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協(xié)整關系出發(fā)選擇模型，其數據基礎是牢固的，統(tǒng)計性質是優(yōu)良的[17]。
首先使用E-G法判斷國房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之間是否存在協(xié)整關系，主要步驟如下。
第一步，首先求出序列xt和yt單整的階，若單整階相同，則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xié)整關系。其次，若兩變量是同階單整的，則用OLS法分別以xt和yt為因變量估計協(xié)整回歸方程：
yt=b0+b1xt+vt（2.4）
并分別保存回歸殘差et，作為均衡誤差vt的估計值。
第二步，對于協(xié)整變量來說，均衡誤差估計值必須是平穩(wěn)的。為檢驗其平穩(wěn)性，對上一步保存的et應用ADF檢驗法估計建立如下方程：
et=δet-1+p11j=2δjet-j+1+νt（2.5）
若均衡誤差估計值et是平穩(wěn)的，則yt與xt是協(xié)整的；反之則不是協(xié)整的。
（三）VAR模型
由于Johansen協(xié)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及脈沖反應函數等都可在VAR模型框架下建立，本文建立VAR模型：
yt=A1yt-1+……+Apyt-p+Bxt+εt（26）
其中yt是k維內生變量向量，xt是d維外生外生變量向量，A1，…，AP和B是待估矩陣.εt是隨機擾動項。由于內生變量有p階滯后，所以上述模型叫做VAR（p）模型。
在VAR模型框架下，對國房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序列進行Johansen協(xié)整檢驗以對E-G法所做協(xié)整檢驗結果進行驗證，并得到相一致的結果。
（四）VEC模型
VEC模型（即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誤差修正項表示對變量長期均衡關系在短期內偏離糾正調節(jié)作用的大小，模型形式如下：
Δyt=α0+∑m11k=1αkxt-k+∑m11k=1βkyt-k+δecm+μt（2.7）
二、數據說明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預處理
本文主要研究我國房地產業(yè)和宏觀經濟整體運行狀況的關系和相互影響情況。我國統(tǒng)計局公布的“全國房地產開發(fā)業(yè)綜合景氣指數”（以下簡稱“國房指數”）是針對房地產業(yè)發(fā)展變化趨勢和變化程度的綜合量化反映的指數體系。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具體包括：一致指數、先行指數、滯后指數及預警指數具體解釋詳見.cn。由于一致指數反映當期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走勢情況，本文僅使用一致指數數據表示宏觀經濟景氣指數。
其次，我國自1998年底開始實行一系列房地產改革，1999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制度，停止福利分房，正式開始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因此本文選取我國1999年1月至2011年12月國房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月度數據為實證研究數據，并剔除缺失及不匹配數據，最終得到165對數據數據整理自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統(tǒng)計資料，具體見統(tǒng)計局網站http：///tjsj/。
最后，本文在實證檢驗中全部使用自然對數數據。這主要是因為：（1）對數化并不影響統(tǒng)計特性與VAR模型的建立和檢驗。（2）降低異方差性影響。同時將國房指數序列定義為xt，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為yt，其對數序列數據相應為ln xt和ln yt。
（二）協(xié)整性檢驗
1平穩(wěn)性檢驗
首先運用ADF法未經特殊說明，本文實證計算及檢驗均由Eviews6.0完成對ln xt和ln yt及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平穩(wěn)性檢驗，結果見下表：
2E-G協(xié)整性檢驗
上述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接下來使用E-G法檢驗序列l(wèi)n xt和ln yt之間的協(xié)整關系。首先分別以ln xt和ln yt為因變量做出它們的OLS回歸并得到相應的兩個殘差序列e1， e2，然后檢驗殘差平穩(wěn)性，檢驗結果如下表：
分別以ln xt和ln yt為因變量得到的兩個回歸殘差均平穩(wěn)，因此國房指數與宏觀經濟景氣指數間存在協(xié)整關系。
（三）建立VAR模型
1VAR模型的建立
由E-G協(xié)整檢驗得出ln xt和ln yt存在協(xié)整關系，但無法確定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滯后期的影響以及該影響作用是否顯著，因此建立VAR模型。表3VAR模型滯后階AIC和SC值
4 脈沖反應和方差分解
脈沖反應函數可以反映VAR模型內某一內生變量的沖擊對其他內生變量所帶來的反應。通過對內生變量協(xié)方差矩陣進行Cholesky分解，可得正交化脈沖響應函數圖2和圖3。
國房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波動一方面受自身變化的影響，另一方面還受到對方的影響，且上述影響均呈先增后減的特點。相對而言，國房指數對自身及對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的影響較為平緩且持續(xù)時間較短，大約50期左右即達到收斂；而宏觀經濟指數對國房指數沖擊影響更為強烈，影響持續(xù)時間較長，如在15期左右的反應顯示為負，且大約在80期附近才達到收斂狀態(tài)。
三、結論
通過本文實證檢驗與分析，可得以下結論：
（1）通過協(xié)整檢驗，發(fā)現國房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間均存在協(xié)整關系，說明我國房地產業(yè)和宏觀經濟整體運行情況密切相關。長期協(xié)整方程的建立從數量角度揭示出二者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2） 由Granger因果檢驗得到，我國宏觀經濟景氣程度對房地產行業(yè)的發(fā)展和運行具有單向引導作用。
（3）國房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的波動一方面會受到自身變化的影響，另一方面還受到對方的影響，且上述影響均呈現先增后減的特點。相對而言，國房指數對自身及對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的影響較為平緩且持續(xù)時間較短；而宏觀經濟指數對國房指數沖擊影響更為強烈，且影響持續(xù)時間較長。
（5）通過方差分解可得，國房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誤差主要由自身解釋，但國房指數占有重要的解釋能力。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房地產業(yè)作為支柱產業(yè)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影響，房地產的沖擊對經濟具有長期影響。
（6）通過建立VEC模型，發(fā)現長期趨勢的偏離在短時間內可以得到修正，且修正作用明顯，同時宏觀經濟景氣信息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較為迅速。
[參考文獻][1]梁云芳， 高鐵梅， 賀書平. 房地產市場與國民經濟協(xié)調發(fā)展的實證分析 [J]. 中國社會科學， 2006， （3）.
[2]嚴金海. 中國的房價與地價： 理論、實證和政策分析 [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06， （1）.
[3]杜敏杰， 劉霞輝. 人民幣升值預期與房地產價格變動 [J]. 世界經濟， 2007， （1）.
[4]沈悅， 劉洪玉. 住宅價格與經濟基本面： 1995——2002 年中國14 城市的實證研究 [J]. 經濟研究， 2004， （6）.
[5]梁云芳， 高鐵梅. 中國房地產價格波動區(qū)域差異的實證分析 [J]. 經濟研究， 2007， （8）.
[6]ECHURA L，OBROV L. The price transmission in pork meat agri-food chain [J]. Agric Econ， 2008： 77-84.
[7]ROBERT F E， GRANGER C W J.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J]. Econometrica， 1987， 55（2）.
[8]劉漢中. Engle-Granger方法在協(xié)整檢驗中的應用研究 [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07， （8）.
[9]焦建玲. 中國煤炭需求的長期與短期彈性研究 [J]. 工業(yè)技術經濟， 2007， 26（4）.
[10]ENGLE R F， GRANGER C W J.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J]. Econometrica， 1987， 55（2）.
[11] BALABANOFF S. Oil futures prices and stock management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J]. Energy Economics， 1995， 17（3）.
[12]余煒彬， 范英， 魏一鳴， 等. Brent 原油期貨市場的協(xié)整性分析 [J]. 數理統(tǒng)計與管理， 2004， 23（5）.
[13]PAUL S， BHATTACHARYA R N. Causality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a note on conflicting results [J]. Energy Economics， 2004， 26.
[14]K NYA L. Exports and growth：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on OECD countries with a panel data approach [J]. Economic Modelling， 2006， （23）.
[15]CHENG B S， LAI T W. An investigation of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aiwan [J]. Energy Economics， 1997， （19）.
關鍵詞：新形勢；通貨膨脹；充分就業(yè)；貨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從2008年爆發(fā)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資實體經濟，以期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拉動經濟，提升總需求，從而確保經濟增長與就業(yè)崗位的增加。然而，這些旨在刺激經濟發(fā)展的宏觀經濟政策本身亦包含著某些潛在的負面影響，在增加就業(yè)崗位、拉動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亦將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和加速物價水平上升。
就業(yè)與通脹控制，歷來是宏觀經濟中的一道兩難題目，特別是當前經濟危機仍未過去，歐洲債務危機此起彼伏，市場前景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將引起嚴重的問題。因此必須加以重視，筆者以為，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從國民經濟的長遠發(fā)展和產業(yè)結構調整的高度進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脹和失業(yè)的內在聯系，從而確保將兩項指標控制在可接受區(qū)間、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拉動社會總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的關系進行相關決策時，要對其結果條件對應關系進行準確把握。
二、當前通脹與就業(yè)問題存在的原因
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入，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新的宏觀經濟政策，力求扭轉或減輕經濟危機給本國經濟帶來的沖擊與負面影響，保就業(yè)、保增長。然而，隨著最初的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效果過去，各國卻不約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經濟增長放緩、物價上漲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現通脹與失業(yè)率“雙高”的現象，陷于被動局面。那么，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雖然經濟發(fā)展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業(yè)，忽略對通脹的治理
危機發(fā)生后，各國面對經濟衰退，生產下滑的局面，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經濟、保障就業(yè)的政策，對于通脹的控制有所忽略，而這種經濟運行的結果就是時至今日，63.4% 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不超過 2% 的經濟緩慢增長與 6% 的高通脹水平、9% 的高失業(yè)率水平相伴的“雙高”局面。這一方面說明由于失業(yè)率上升，就業(yè)壓力大，各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偏重于解決就業(yè)問題，放松對通脹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某些國家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yè)問題全面內涵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與主觀目的之間發(fā)生了背離，出現了較高通脹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較高失業(yè)率的水平這一矛盾和困境。
2.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抑制了總需求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提升社會總需求的前提條件，在本次經濟危機中不難觀察到，但凡具備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社會的需求總量仍然能夠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和不發(fā)達國家，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的收入預期不明朗，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公眾的支出計劃變化幅度較大。這是因為保障體系健全，公眾未來預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費需求，進而帶動社會再生產相關環(huán)節(jié)，反之則結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標，忽視長期發(fā)展
針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一些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優(yōu)先考慮的不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fā)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見效快的模式，這一現象在某些西方國家的近期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顯現無疑：為了獲取足夠的票數，取得競選與連任的勝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團更加傾向于采用見效快、時間短的經濟政策，從而忽略了長期的經濟政策的穩(wěn)定性與連貫性，造成數年之后，政策的負面影響浮出水面的惡果。
三、協(xié)調通脹與就業(yè)問題的對策建議
1.從長期和發(fā)展戰(zhàn)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發(fā)展有其自身規(guī)律，而經濟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導經濟的發(fā)展方向，調整產業(yè)的結構組成，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長期性的特點。而當前部分國家為了應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為來保障就業(yè)，從而導致在就業(yè)問題和通脹問題上遇到了兩難的困境。一個健康健全的經濟體運行特征應該是具有一個合理通脹水平和物價水平以及將失業(yè)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要做到對這個兩難選擇的準確把握，就必須將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yè)的問題從經濟結構調整戰(zhàn)略轉型及其長期發(fā)展的規(guī)劃上來看待和加以審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處理通貨膨脹時不傷及到就業(yè)問題，而在解決就業(yè)問題時候通貨膨脹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2.科學決策，將通脹和失業(yè)率控制在可控范圍內
多年的經濟研究表明，通脹與一定程度的失業(yè)率，是經濟發(fā)展所必不可少的劑，也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產物，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認識到這兩個數據的真實含意：引發(fā)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而失業(yè)率則是一項指標，用于衡量就業(yè)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徹底的消滅或者長時間的壓制都是不現實的，宏觀政策的制定目標應當是將這兩項數據控制在可控的、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3.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公眾對于未來經濟的預期也將影響公眾的支出計劃，因此，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僅能夠有效的釋放公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即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的境進，或者處于通脹與高失業(yè)率并存的“兩高”局面，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作用，公眾依然敢于消費，從而推高了社會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發(fā)展，促進新的就業(yè)崗位的誕生。因此，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雖然從數據層面難以表明其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但由于它是通過對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影響而最終實現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能忽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作。
參考文獻：
[關 鍵 詞] 經濟周期 穩(wěn)定化 外部沖擊 傳導機制
美國經濟是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引擎，其經濟波動對全球其他國家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美國經濟的走勢一直為全世界所關注。按照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的劃分方法，從1857年到2001年美國共經歷了31次經濟周期，其中每次周期波動的特點都有所變化。從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yè)率等指標來看，美國的經濟周期變得越來越穩(wěn)定，其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其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現在持續(xù)20多年的時間沒有出現嚴重的衰退或通貨膨脹，因此這一時期被美國經濟學界一度稱為“大穩(wěn)定”(Great Moderation)時期。那么美國經濟周期穩(wěn)定化的原因是什么?這種穩(wěn)定化的趨勢是否可以長期持續(xù)下去?美國經濟學界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和熱烈的爭論，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宏觀經濟學領域非?；钴S的研究課題。
總結美國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對于認識美國經濟周期的特點、判斷美國經濟的走勢是非常有幫助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也表現出了“微波化”的趨勢，因此這種討論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本文對近20年來美國這一領域最新的有關文獻進行綜述，對各種觀點進行梳理和比較，以期推動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顧了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這一時期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二戰(zhàn)前后美國經濟周期穩(wěn)定性的比較；第二部分評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獻，這一時期主要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所謂“大穩(wěn)定”問題；第三部分從跨國比較、公司等角度進行補充和豐富；第四部分是結論和對中國的啟示。
一、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穩(wěn)定化的早期研究
......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穩(wěn)定化的文獻
......
三、基于國別層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
四、結論與啟示
縱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穩(wěn)定性的文獻，可以看出與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獻已經基本擺脫了過去純粹的凱恩斯主義的框架，各種新興的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手段被廣泛采用。各個派別都試圖找出導致美國經濟周期穩(wěn)定化的主導性原因。但是結果只有一個，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種原因之間還可能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因此要確定各種原因的相對重要性是很困難的，相信這場爭論在將來還會繼續(xù)下去。
通過評述以上文獻，可以對美國經濟的特點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經濟周期穩(wěn)定化是外部沖擊減弱帶來的，那么當相對溫和的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新的外部沖擊來臨的時候美國經濟出現劇烈動蕩的可能性仍然較大；如果相信產業(yè)結構、信息技術、金融創(chuàng)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國經濟周期的穩(wěn)定化趨勢可能還會繼續(xù)下去；如果將經濟周期穩(wěn)定化歸功于沃爾克和格林斯潘的貨幣政策，那么無疑對將來的貨幣政策調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這場爭論對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關于中國經濟周期波動也表現出的穩(wěn)定化問題，國內學者亦有所探討。劉樹成(1996)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由過去的“大起大落”型轉化為“高位一平緩”型，“高位”說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力”增強，“平緩”說明我國經濟的“穩(wěn)定性”增強。張立群(2006)將中國經濟波動的“微波化”歸因于經濟短缺現象消失、市場機制完善、宏觀調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來講，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性和經濟發(fā)展階段、經濟體制、宏觀經濟政策等有密切關系，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其經濟周期波動和穩(wěn)定性與美國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自有其本身的不同特點，需認真加以研究。
[關鍵詞]匯率制度分類；匯率制度選擇；宏觀經濟績效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039
1匯率制度的分類
1.1事實分類與名義分類
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大多數關于匯率制度選擇的文獻還是比較注重官方的匯率制度（Alexis Cruz Rodriguez，2009）。然而，大部分國家具體實踐的匯率制度與其官方宣布的匯率制度有所出入。鑒于此，出現了匯率制度的名義分類（de Jure）和事實分類（de Facto）。
陳三毛（2007）指出名義分類的問題在于不能真實反映一國的實際匯率行為，而事實分類的問題有分類結果相關性不高、分類數據是事后信息等。胡列曲（2007）對IMF分類、RR分類、LYS分類、Frankel分類等方法進行了比較和評價，認為IMF、RR、LYS分類最詳盡，且RR分類具有事實分類的優(yōu)點。Mustapha、Marian（2013）指出IMF分類方法會降低匯率制度實施的透明度，而且使有效追蹤、匯率制度演變的監(jiān)測和分析、研究績效及政策含義帶有偏見。
1.2匯率制度的言與行
匯率制度的“言與行”是一個國家名義匯率政策與事實匯率政策相互作用的結果（Vladimir Sokolov）。一國匯率制度選擇應同時考慮其言與行，根據一國政府在匯率制度上的言行一致與不一致這一角度來劃分匯率制度（劉曉輝、索彥峰，2009）。“言行不一致”主要分為兩種情況：“難以釘住”與“害怕浮動”。這兩種現象是事實存在的，并且還涉及政府的公信力問題。
1.3小結
綜上所述，由于分類的標準、角度及技術方法的不同，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有很多。不同的分類方法各有可取之處，因此，在研究匯率制度選擇與宏觀經濟績效的問題上，要視具體情況來選擇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
2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回顧
2.1結構性方法
關于結構性方法的理論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的理論。Mundell（1961）關注最適匯率制度來維持外部平衡，而McKinnon（1963）則強調匯率制度對物價穩(wěn)定的作用。Mundell（1963）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沖擊的來源，是名義沖擊還是實際沖擊以及資本流動的程度。在資本流動的開放經濟中，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應對實際沖擊，如出口或貿易需求的變化；而固定匯率制可以有效地應對名義沖擊，如貨幣需求的變化。
2.2公信力和靈活度之間的權衡
以Barro和Gordon（1983）發(fā)展的關于貨幣政策公信力的理論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文獻發(fā)展了這一思想，認為，浮動匯率制度允許一個國家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可以提供靈活度來應對國內外沖擊；而固定匯率制降低了應對國內外沖擊的靈活度，但是引入了更高程度的公信力。
2.3兩極論
據統(tǒng)計，從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金融危機后，保持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連續(xù)下降，而采用完全浮動匯率和硬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數量持續(xù)上升。這種兩極分化使一些學者認為，在國際資本流動開放的國家，中間匯率長期內是不可持續(xù)的，應關注匯率制度的兩極。（Eichengreen，1994；Obstfield和Rogoff，1995）。
2.4小結
綜上所述，由于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背景不同及關注的重點不同，導致了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發(fā)展。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主要關注經濟結構與經濟沖擊對經濟的影響；到了20世紀70至80年代，主要關注如何選擇匯率制度可以降低通脹，；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泛濫，引起了人們關注匯率制度的選擇對資本流動的影響。每一種理論對于匯率制度選擇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匯率制度選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僅靠經濟理論并不能完全引導政策制定，需將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結合起來，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進行進一步的修正。
3匯率制度選擇的實證文獻回顧：基于宏觀經濟績效的分析
3.1實證文獻梳理
有很多的學者從宏觀經濟績效的角度來對最適匯率制度的選擇進行實證分析。梅冬州、龔六堂（2011）研究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制度選擇問題，以1997―2007年新興市場國家的數據為樣本，建立了有序離散因變量模型對數據進行數值模擬和福利分析。結果顯示，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是最合適的選擇，既可以避免浮動匯率制度下可能存在的流動性陷阱，又比固定匯率制度下的福利損失要小。黃海洲、Priyanka Malhotra（2005）選用RR分類法研究了1976―2001年亞洲新興國家與歐洲發(fā)達國家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的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發(fā)現，對于歐洲發(fā)達國家，靈活程度高的匯率制度與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相關；而對亞洲新興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制下的經濟增長率較低，而且會使經濟增長出現較大的波動。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3）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183個國家為樣本，運用匯率制度的事實分類方法研究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發(fā)現，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靈活程度低的匯率制度與較緩的經濟增長、較大的產出波動相聯系；對于工業(yè)化國家來說，匯率制度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的影響。Dosse Toulaboe（2013）研究了發(fā)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與通貨膨脹之間的聯系，實證結果顯示：固定匯率制下與浮動匯率制度相比，通脹傾向較低。
3.2小結
綜上所述，不論是匯率制度對經濟增長績效的研究還是對通貨膨脹影響的研究，都沒有得出一個固定的結論。在不同的匯率制度分類下，匯率制度的宏觀經濟績效不同；在經濟體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下，匯率制度的宏觀經濟績效不同；有的情況下匯率制度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顯著，要結合考慮國家基本面的其他因素及外來沖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4結論
本文通過對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的分類總結及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實證文獻的回顧，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由于作者研究的背景、視角、理論及樣本等方面存在差異，沒有一種特定的匯率制度在任何時間、任何環(huán)境適用于任何國家。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一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宏觀經濟政策的執(zhí)行力度、金融機構的完備程度及金融一體化的程度等都是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因素。在選擇一個國家不同發(fā)展時期的合適的匯率制度時，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在此基礎上考察匯率制度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比較何種匯率制度下的宏觀經濟績效更好。
參考文獻：
[1]陳三毛匯率制度分類理論述評[J].世界經濟，2007（1）：89-96
[2]梅冬州，龔六堂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匯率制度選擇[J].經濟研究，2011（11）：73-88
[3]Mustapha，Mariam，AleksanderChoosing an Optimal Exchange Rate Regime：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cs，2013（1）：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