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30 10: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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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古代西方科學 思辨性 博物學
毋庸置疑，古代西方科學的發(fā)展處于一種相對停滯的狀態(tài)，在這種狀況下，科學并不是以一種獨立的面目出現，而是散亂的分布于哲學、博物學以及社會現實的方方面面，但盡管如此，對古代西方科學的知識存在形式及其發(fā)展進行分析，無疑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
一、思辨的科學與科學的思辨性
科學是什么，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科學是現實的還是非現實的，對這樣一些問題，并非要做出立場清晰的選擇才意味著正確，事實上，這些不同爭論恰恰反應和描述了科學的不同特質和側面。而在其中，理性尤其是思辨是科學所絕對不可避免的方面，然后即使是面對理性本身，仍然面臨著一些爭論。這些爭論會將思考更加引向深入。
現在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在中世紀結束之前，科學是從屬于哲學或者神學的一部分，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并不能概括出同時期科學的全部特性?；蛟S從知識的角度來說，這一時期的科學僅僅就表現為一種知識，還沒有出現其它方面科學的特性。
既然如此，對于中世紀之前科學的分析，我們首先還是基于作為一種知識的判斷，這樣，對于科學的存在我們就可以大體分為三個方面，首先是作為哲學的科學，這一部分科學在古希臘羅馬哲學以及在后來的中世紀神學中，是從屬于哲學或者神學的一部分。這主要是由于西方思辨理性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形成，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哲學思維視角主要是面向自然而非主要是人本身，這就必然包含對于客觀物質世界的解釋而非純粹的先天的結論。與此同時，這種包含在哲學中的科學已經形成或者被主流哲學所認可，并非高枕無憂，在哲學體系中，仍然會受到思辨本身的檢驗或者其他哲學流派的否定和排斥。
也就是說，中世紀結束之前包含在哲學中的科學會受到思辨的考驗，但應該予以確認的是，這種考驗與檢驗只是出于形而上的思辨領域，并非是這些科學知識是否正確或者其現實作用如何。因為形而上的哲學在現實面前是超驗的，當然包含在哲學中的科學也具有如此的特征。因此，哲學形態(tài)的科學所面臨的考驗就只能是哲學自洽和自身發(fā)展的考驗。因為古代西方的科學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而理性自身是不斷發(fā)展的，由此也帶動西方哲學的發(fā)展。這樣形而上的思辨哲學本來引起形而上的特性而具有相對封閉的性質，但思辨理性的演化發(fā)展卻總在超驗的哲學中不斷推動思維及哲學本身的發(fā)展，因此，從歷史上看，哲學思想總會因時代的不同而在不斷變化，哲學語言與片段也總處于不斷的分化組合中。這樣作為哲學一部分的科學或者哲學形態(tài)的科學也處于不斷的選擇之中。
在相當程度上，中世紀之前的哲學的發(fā)展并不導致科學的相應發(fā)展，當然之所以科學得不到發(fā)展并不能完全歸結于哲學或者神學束縛的原因，人們的認識能力水平限制，社會需求不足，科學與現實的互動關聯缺乏是主要原因。當然，除了在知識體系上哲學對科學的束縛之外，另外最為主要的表現是哲學體系，尤其是中世紀神學對社會思想的控制和由此形成的強大的社會治理有關。不過中世紀仍然會被認為是精神與人文發(fā)展的時代，科學與人文是人類知識財富不可缺少的兩部分，猶如鳥之雙翼。而在今天，這兩方面似乎在某些方面有所缺失和存在著矛盾的方面。
二、博物學的發(fā)展與古代科學
對于古代自然科學的存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博物學中。博物學是一門非常古老的學科，幾乎與哲學一樣同時期產生。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博物學與哲學，同時也與后來的近代自然科學產生了極其復雜的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學與后來的近代自然科學有著完全不同的研究傳統，近現代自然科學是建立在實證與實驗的傳統之上，科學知識有著嚴密的邏輯聯系，是系統的理性論證的結果。近代自然科學是理性的產物，而這種理性可以稱之為工具理性。博物學則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理性，它是基于對大自然宏觀觀察和分類的結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博物學也是對大自然的一種認識，是采用敘述的語言，對大自然的植物、動物和礦物的種類、分布、形成和生態(tài)進行系統描述。
如此，博物學研究傳統同思辨理性和近代自然科學所具有的數理研究傳統是不同的。相對于近代自然科學，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內容更加廣泛，更加豐富，更加感性具體，而近代自然科學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抽象；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與人的主體觀察，與人的存在狀況緊密聯系在一起，近代自然科學則主要基于人的理性思索，隨著科學的發(fā)展，又主要同日益巨大的科學研究團體，同巨大的、精密的實驗裝置聯系在一起；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體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和諧，把人也納入到了整個自然系統之中，體現的是一種生態(tài)的、系統論、整體論的思想，而近代自然科學則體現為一種對自然的征服和改變，所以與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相比，近代自然科學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一種充滿霸權意識的科學，它具有與社會統治體系相結合的傾向。所以從上述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是屬于人的科學，而近代自然科學，則是人屬于科學。因為高度理性化的近代自然科學，由于其嚴密的邏輯論證，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不是有人能夠左右，相反由于近代自然科學對于自然物性的激發(fā)，出現了科技異化的現象，近代自然科學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卻反過來又稱為奴役人、統治人的一種異己的力量。
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一方面受到了思辨理性的指引，因為博物學是對自然界萬事萬物的整體觀察與概括，離不開一定的整體思想和分類思想，所以博物學在一定程度上接住了思辨理性的一些結論，自身同哲學有著極為緊密的關系，同時博物學有在相當大程度上游離于哲學之外，在一定層面構成了哲學的邊緣知識，甚至脫離哲學，成為形而下的社會現實與世俗知識，這樣，這種系統的知識就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某種實用性和工具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類生活的發(fā)展與進步。
關于博物學，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古代也具有較為顯著的博物學傳統，這一傳統到魏晉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這一時期涌現了許多博物學家，如陸璣、張華、郭璞等人，經過他們的整理研究，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整的名物學、本草學、地志學、農學等等，這些知識具有非常強的知識累積的特征和實用性、志異性特點，對后世影響較大。而博物學之所以在中國能夠有較大的發(fā)展，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重感性直觀，輕邏輯理性思維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西方，建立在理性思維和嚴密的邏輯基礎上的近代自然科學興起以后，博物學意義上的科學在近代初期也迎來了發(fā)展的黃金時期，但隨著近代自然科學迅速發(fā)展和在社會體制及社會意識領域話語霸權的建立，博物學這種與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傳統完全不同的知識形態(tài)很快就衰落了，甚至在科學發(fā)展視野中幾近完全消失。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今天的科學知識中，天文學、生物學、地質地理學、氣象學甚至人類學等等學科的相當部分基礎知識仍然具有博物學傳統，其基礎知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早期的博物學知識。
三、古代技術中的科學及其內在發(fā)展
在古代西方科學知識的存在形式中，非常重要的還包括古代技術中的科學，這事實上代表了科學發(fā)展的另外一種傳統――工匠傳統。當然在科學發(fā)展過程中所謂的學院傳統和工匠傳統，事實上，在絕大多數歷史時期兩者幾乎是完全割裂的，直到近代自然科學興起以后，科學與技術才逐漸形成密切的聯系，而科學研究的學院傳統與工匠傳統才呈現出越來越密切的聯系。
科學甚至也包括技術本身隱含在工匠的技藝和經驗中，以各類產品的方式體現出來，這是一種自然狀態(tài)的科學，之所以以“自然”標注這種科學形式，這是因為，潛含在工匠經驗與生產過程中的這種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系統化的知識形態(tài)以顯性的方式存在，而是以默會知識的形式存在，這樣這種科學知識也包括技術本身因為這種原因的存在，就不可能以自覺和自我發(fā)展的形式存在，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知識不具有記憶性和自我積累性，因而，僅僅靠師徒之間的口耳相傳和生產者個人的領悟能力及實踐，這是很難在知識上具有累積性，同時由于生產者知識程度往往較低，所以也很難在生產中不斷反思，并且使知識不斷系統化和顯性化。
對于工匠傳統所形成的這種知識，東西方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差別，但就水平來說，從歷史總體上看，東方顯然在某些方面由于西方，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容否認，生產經驗從總體上看是在不斷進步的，但這種進展極為緩慢，其所包含的科學水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以進行的歷史縱向比較。而就生產的工藝水平來說，在很多局部和方面，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每一個時代都似乎能達到自己的高峰，但并不完全具有歷史上的更新，甚至幾千年以前的工藝水平對于現時代的人來看仍然可能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
在近代自然科學出現并起起以前，不同時代的工藝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流傳遺失和文化選擇等等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前后之間的繼承性和啟示性，但依據近現代自然科學的視野，我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執(zhí)著于尋找歷史進步的依據，如所謂工藝水平的提高，材料的選擇與更新，以及現存歷史工具與事物的內在分析，得出一個結論證明科學在進步，在這里我們無可否認的是歷史在進步，但此種意義上的科學進步顯然具有較強的輝格解釋學色彩。當然在這里最不容否認的是工匠技藝和生產本身的服務于社會生產與生活的目的和功用，有助于人們戰(zhàn)勝自然、戰(zhàn)勝各種災害和疾病，使人類更好的生存和發(fā)展下去，這是生產技藝最值得肯定的地方，這些知識也進入到了現代科學的范疇之內。
參考文獻：
關鍵詞:中國考古學 一級學科 挑戰(zhàn) 建議
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對我國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將歷史學一分為三，把原為歷史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的考古學和世界史提升為一級學科。新的學科體系的建立，為考古學的發(fā)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隨之而來的，我們面臨著如何更加合理地設置二、三級學科的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中國考古學未來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發(fā)展格局，故不可小覷。目前的分類方案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將考古分為6個二級學科，分別為考古學理論與考古學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漢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和專門考古，其中專門考古中，包括了目前還不具備成為二級學科的一些學科，如古代文字與銘刻、外國考古、文物保護技術、美術考古等。而北大的學者鑒于中國考古學正在發(fā)展成為理論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樣、研究技術全面現代化的跨學科交叉綜合體系，主張設5個二級學科，分別是：中國考古學、外國考古學、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專門考古和博物館與遺產保護科學，這種劃分也值得借鑒。
在科技發(fā)展迅速、跨學科交流頻繁、國內外合作進一步加深的大環(huán)境下，文物保護事業(yè)和科技考古迅速發(fā)展，再加上晉升為一級學科的重要機遇，一起構成了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新的時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國考古學面臨著怎樣的考驗，如何去解決這些發(fā)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當代考古學面臨的挑戰(zhàn)
考古學自身的學術定位問題是我們首先面臨且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切實關系到考古學學科的發(fā)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了一場題為“考古學的定位”的學術研討會，約有近50位中外學者參加了研討，就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究竟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還是應該從屬于人類學或歷史學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與會的學者較為普遍的認為，隨著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在考古學科中更為廣泛的應用以及人文學科領域的方法和理論不斷的滲透，考古學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fā)展之勢，這種發(fā)展使得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與以往的傳統考古學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數學者都承認考古學應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并且應當成為與人類學和歷史學同樣的一級學科，而不應該被置于他們的附屬下。筆者認為，考古學有著獨特的研究視角及研究方法，其學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們所言的“傳統考古學”并不是與現在所定義的考古學截然分離。“傳統考古學”所倚重的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兩大方法延續(xù)到現在雖已不能作為主要的方法對考古現象予以解釋，但其思想貫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終。此外，前后對于人類起源及進化、文明發(fā)展進程、農業(yè)起源等重大問題的關注都是一致的。
中國考古學正處于發(fā)展的轉型期，觀念的轉變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廣都需要一定的時間。然而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過程，我們也必須通過這個過程對現有的考古資源進行整合，制定新的階段性目標，實現學科的進步和發(fā)展。目前中國考古學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方面尚存在學術發(fā)展需要和社會發(fā)展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和問題。高校作為人才培養(yǎng)的搖籃，課程設置落后于時展潮流的問題突出，培養(yǎng)計劃中還存在著一些已經與時代脫節(jié)的課程，而一些先進的技術并未得到介紹和引進。這就使得高校培養(yǎng)出的人才存在知識陳舊，知識結構不完整，國際視野不開闊，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差等問題。學科建設的失衡問題也較為嚴重，體現在考古和博物館專業(yè)發(fā)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國考古和外國考古研究團隊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術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問題上。
二、對考古學未來發(fā)展的建議
為了更好地解決學科發(fā)展存在的問題和人才培養(yǎng)出現的矛盾，適應新形勢下考古文博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使中國考古學能夠沿著符合學科發(fā)展規(guī)律的軌跡運行和發(fā)展，筆者認為需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應當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我們當以此次學科體系調整為契機，對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進行認真的梳理，繼續(xù)鞏固舊有的優(yōu)勢學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設薄弱學科，更加注重交叉學科的發(fā)展和與國外考古學的交流，建立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話語權、注重方法和理論創(chuàng)新、更加嚴謹科學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
其次，適當地調整現有的專業(yè)結構和課程結構，著力解決高校和用人單位之間的人才供需矛盾?？紤]到文物保護人才的缺口，具備條件的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應該考慮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養(yǎng)階段增設文物保護技術專業(yè)或方向。應摒棄舊有的輕文物保護重考古發(fā)掘的做法，轉變觀念，盡快培養(yǎng)一批技術扎實、學術能力突出的文物保護人才。
關鍵詞 音樂考古學 古代遺存 音樂史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means of archaeology，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objects， images， text， etc.. This study involves many factors determine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mplicated， not only to the micro level of the ancient relics of the technical analysis， such as analysis objects shapes， images and text， sound research， and at the macro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music from the age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such as cultural relics and Literature confirms， use dating method. The study on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archaeology are good basis for a lot of research work， and have a broad vision， also realized cross line problems， it should also be to establish a network of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music archaeology project.
Keywords music archaeology； ancient relics； music history
1 音房脊叛а芯糠段е特征
音樂考古學的研究范圍，主要指哪些對象、哪些領域的內容能為該學科所關注。在確定這個范圍之前，需要對音樂考古學的學科性質予以界定。以下筆者重點分析該學科之性質及對象范圍的特殊之處。
1.1 音樂考古學的性質界定
《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對音樂考古學的定義是：“依據音樂文化遺存的實物史料（發(fā)掘而得的或傳世的遺物、遺址、遺跡，如樂器、樂譜、描繪有音樂生活圖景的古代造型藝術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來探討音樂史、樂器史直至歷史上的音律形態(tài)、音階形態(tài)等音樂學課題的一門科學?！保ㄗT冰若、黃翔鵬撰寫詞條）①
除上述定義外，筆者根據王子初、方建軍、王洪軍等音樂考古學專家的觀點，對該學科的基本性質作出如下歸納：
（1）音樂考古學的最終目標指向音樂史，所以是音樂史學的分支；
（2）“考古”是該學科所借助的方法；
（3）音樂考古學的研究依據是古代遺存；
（4）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上述幾方面的綜合，不限于古代遺存。
以上幾點性質揭示了音樂考古學的特殊性。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音樂作為聽覺藝術和時間藝術，不像美術類的作品那樣可以直接反映于古代遺存。
1.2 音樂考古學的對象范圍
音樂考古學的對象從根本上包括古代人類社會的音樂歷史，但直接對象就是借由考古手段而發(fā)掘的古代遺存。李純一先生將這些對象分為樂器、樂譜、文字、繪畫、雕塑幾大類。
筆者根據音樂考古學界對《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普查工作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總結，現將該學科的對象范圍概括如下：
（1）音樂及與之相關的器物層面：古代樂器、樂俑、戲臺、戲服、舞具等；
（2）音樂圖像層面：反映音樂內容的器皿飾繪、磚雕、木雕、石刻、巖畫、紙帛繪畫、壁畫等；
（3）音樂文字層面：書譜、經卷等。
這些對象的特征（特殊性）在于：第一，它們都不是音樂本身，只能間接反映音樂本體及其存在形態(tài)。第二，它們只是古代遺存，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依據，而音樂考古學的整個對象是古代音樂史，所以必須將這些資料與古代人類社會及音樂生活“接通”，方能實現學科目標。
2 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之特征
學科研究方法由學科性質及其對象范圍決定。音樂考古學具有音樂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性，其目標指向音樂史，操作方法借助考古，直接依據又在于多種類型的古代遺存，同時這些遺存資料必須與社會歷史資料“接通”。這一切決定了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微觀和宏觀兩方面的特征。
2.1 微觀層面：對古代遺存的技術分析
對于音樂及與之相關的器物，需要研究的內容有：（1）器形，包括形制紋飾、音梁、內唇與調音等；（2）測音：包括音域、音準等問題。在這些過程中，可能會運用到考古類型學、考古地層學、樂器制作、冶金鑄造、音樂聲學、樂律學等方法。
對于音樂圖像，在用美術方法客觀分析的同時，要顧及到畫匠有可能為了追求繪畫方面的美學要求而將圖畫中的某些元素夸張的情況。當然，也有的結論可以直接推定，比如據圖像顯示，某樂隊配置中肯定存在某件樂器。
對于音樂文字，則需要運用古文字的知識、古音韻的知識、歷史地理的知識等各種方法進行研究。
2.2 宏觀層面：與歷史的“接通”
基于古代遺存只是音樂考古學的研究依據，而非僅僅是研究對象，因此需要將這些物品盡可能與實際的音樂形態(tài)聯系起來。實在難以直接聯系的，也要和該音樂相關的其他社會歷史事象聯系起來。
一方面，出土實物或圖像與古代文獻的印證是最直接的方法，這樣不僅可以核實音樂史實，還能佐證其他史料的歷史情況。例如，王清雷學者在《章丘洛莊編鐘的音樂學研究》一文中指出：“洛莊編鐘主要部位的實測比值與《考工記》的理論標準比值基本一致，為該書為齊國官書說提供了一個佐證。不管該書成書于何時，至晚在西漢初期該書還在指導著實踐。”②
另一方面，斷代法也是音樂考古學的重要方法。邵曉潔學者認為，“歷史上留存下來的任何遺物都會帶有相應的時代印記，音樂文物上的諸多特征同樣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巧妙合理地利用音樂文物上與音樂相關的特征屬性及其變化，能夠有效地斷定其相對年代，梳理出某一音樂文物的發(fā)展序列，從而勾勒出一條較為清晰的發(fā)展脈絡。”③
3 音樂考古學學科特征對研究者的要求
由于音樂考古學具有對象范圍廣、研究方法復雜多樣、交叉性強等特征，因而對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人員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廣闊的研究對象需要研究者做好大量且扎實的基礎調查工作。王清雷學者在《淺談〈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特點及其學術意義》一文中談到：“在實際的工作中，普查領域不僅包括各省的文博單位，也包括一些私人收藏；不僅普查博物館的展廳，還走入博物館的庫房進行地毯式排查；走出省、市或縣的博物館（或院）、文化館等，還要深入廣大郊區(qū)農村，普查清末以前的寺廟、古塔、古民居等古代建筑，有時候還要到考古發(fā)掘的第一線搜集有關資料?！雹?/p>
其次，多W科交叉及研究方法的復雜性，要求研究者視野開闊，同時也要意識到自己的不足。在視野方面，可以上升到文化人類學的層次，應用到音樂領域即民族音樂學。但是同時，牽扯到跨度太大的領域（尤其技術層面）時，不要憑借一孔之見主觀臆斷。畢竟隔行如隔山，當寫作、研究對象跨行時，應請相應領域的專家?guī)兔Π殃P。
再次，由于音樂考古學的工程量往往很大，牽扯多方利益，有時還需要巨大的經費支撐，所以搞好人脈關系至關重要，必要時還得獲得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普查工作中，數百萬的經費也是經由項目負責人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努力爭取，才得到國家財政部專項資金的支持。由此可見，音樂考古學的現實工作對其研究者各方面素質要求之高。
4 結語
音樂考古學作為音樂史學和考古學的分支，其學科性質決定了研究范圍涉及因素多，研究方法復雜多樣且具有交叉性。這些特征均有別于純粹的音樂史學和其他類型的考古學。為此，音樂考古學研究者需具備多方面的素質，包括知識層面（深度）、視野層面（廣度）、處理現實問題的層面（靈活度），以適應這門學科的工作要求。
注釋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800.
② 王清雷.章丘洛莊編鐘的音樂學研究.黃鐘，2011（4）：249.
③ 邵曉潔.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散議――王子初新著《音樂考古》讀后.中國音樂學，2006（4）：135.
④ 王清雷.淺談《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的特點及其學術意義.人民音樂，2013（1）：53-5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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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fā)現，如今經過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東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基本建立，為深化這一區(qū)域的考古學研究創(chuàng)造了條件。伴隨著山東地區(qū)考古發(fā)掘工作的開展，該地區(qū)的農業(yè)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山東地區(qū)的農業(yè)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統的研究則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吳詩池概述了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yè)考古發(fā)展情況(2)，隨后又系統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區(qū)的史前農業(yè)狀況(3)。隨著考古發(fā)掘資料的不斷增多，吳詩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對山東地區(qū)出土的農業(yè)生產工具資料進行了綜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關于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在整體分析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區(qū)域性的系統研究，如石敬東利用出土文物資料研究了棗莊地區(qū)的史前農業(yè)(5)；房道國概述了濟南地區(qū)古代農業(yè)考古發(fā)展情況(6)。同時，這一時期的單個文化的農業(yè)生產工具的研究得到了發(fā)展，有學者在系統梳理海岱龍山文化生產工具資料的基礎上，對海岱地區(qū)龍山文化的生產工具進行了類型學的考察，并進而對區(qū)域間的生產方式的差異進行了解釋(7)。另外，還有學者綜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農具，認為岳石文化的農具較之龍山文化農具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則散見于各類有關經濟、環(huán)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進入二十一世紀，山東地區(qū)的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的文章鮮見于各類刊物之上，綜合系統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區(qū)域性的個案研究成果則未見發(fā)表。
從以上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研究的發(fā)展狀況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綜合整體敘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尤其是生產工具的個案研究。區(qū)域性的農業(yè)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領域還有待擴展。總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基礎比較薄弱，方法還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緊迫性較之其他領域更為突出。
二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雖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存在的幾個現實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fā)展。這些問題既有資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資料方面，目前山東地區(qū)史前考古發(fā)掘資料中，多數側重于陶器的統計分析，對石器基本上是粗線條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調查資料中，鮮有對石器的全面系統描述（指文字、線圖、尺寸描述齊全者）。資料的不足在發(fā)掘器物的數量上體現的十分明顯，例如山東龍山文化發(fā)表的資料中陶器數以萬計，而石器僅有幾千件，這種數量上的巨大差距說明了學者們以往對石器的重視程度不夠。當然，這可能是時代的原因造成的，因為過去學者們偏重于對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譜系的建立，而在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優(yōu)越性。另外，山東地區(qū)史前考古資料還缺少植物、動物鑒定的資料，雖然發(fā)表的考古發(fā)掘報告和簡報中有些這方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綜合系統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東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過去多從生產工具入手來研究農業(yè)的發(fā)展狀況。這種方法上的單一化，不利于揭示農業(yè)生產發(fā)展的本質。在一些具體的研究上則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偏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側重農業(yè)發(fā)展史的研究，缺乏農業(yè)發(fā)展動因的合理解釋；農業(yè)起源研究略顯不足。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存在上述問題，資料豐富程度不足是一個原因，而要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關鍵。農業(yè)考古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研究，多種方法的整體運用是必然趨勢。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沒有文獻資料可供參考，只能采用考古學資料進行分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考古學的理論不斷傳入，為綜合系統分析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今，考古學研究領域中正呈現"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的趨勢，農業(yè)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國外一些先進的技術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資料獲取程度，同時也相應地擴展了研究的領域。農業(yè)考古學應該以此為契機，豐富自己的研究理論，改進技術方法。這其中民族學、經濟學、數學統計分析的方法尤為重要、民族學中有關原始民族以及現代晚進民族的資料是進行史前農業(yè)考古學研究的"活化石"，這些資料可以為史前農業(yè)研究提供參考；經濟學中有關社會經濟發(fā)展研究的原理，對史前農業(yè)發(fā)展進程的分析具有借鑒意義；數學中統計方法對史前農業(yè)進行量化研究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講，過去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學研究注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而個案深入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體敘述分析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史前農業(yè)的發(fā)展進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個時期的農業(yè)狀況則必須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為量化分析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各種因素的比例關系，發(fā)現隱藏于實物資料背后的深層次動因。例如，我們過去將目光過多地集中于生產工具的發(fā)展變化上，從生產工具的變化角度尋找社會變化發(fā)展的原因，但是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屬生產工具在農業(yè)生產中并未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農具不是農業(yè)生產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從量化的角度來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一點。農業(yè)考古研究不僅要復原古代農業(yè)發(fā)展史，還要對此進行解釋。既然農具不是農業(yè)生產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應該找到另外的"指示器"。從山東地區(qū)史前遺址的發(fā)現情況能夠大致看出這方面的因素。山東地區(qū)史前文化譜系比較清楚，從早到晚依次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發(fā)現的遺址數量中，后李文化為10余處，北辛文化100余處，大汶口文化500余處，龍山文化1300余處，岳石文化近300處。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還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磨制石器已占絕大多數。在農業(yè)生產工具沒有質的變化的情況下，社會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東龍山文化時期遺址達1300余處，表明此時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釋這一現象還需聯系當時的社會發(fā)展情況。龍山文化時期社會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現、等級分化加劇，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從中國的歷史實際進行分析。從綜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壇的建筑可以獲知社會組織管理職能的加強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管理職能也會反映在農業(yè)生產的分工協作上，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擴大了農業(yè)生產。另外，農作物栽培技術的改善也會相應的增加產量，促進農業(yè)發(fā)展。因此可以說農業(yè)的發(fā)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非單一變量的原因?？梢?，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發(fā)展的真正動因。
總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無論是從整體敘述上還是從個案分析上，都要求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方法并轉換傳統的研究視角，從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實際出發(fā)，在多種因素綜合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中國農業(yè)發(fā)展的規(guī)律，闡釋中國文明的本質動因。
三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雖然存在資料不足的現實情況，但是這并不妨礙農業(yè)考古學研究的深化，而且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逐步得到改善?，F在重要的是能夠使廣大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發(fā)掘者在意識上形成主動收集農業(yè)考古學資料的觀念，帶著科研目標去從事考古發(fā)掘工作?？脊虐l(fā)掘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獲得科學資料的關鍵。近年來，有關考古學分支學科的確立使得考古資料的信息量大增，這與發(fā)掘者的主觀意識是分不開的。在農業(yè)考古學研究中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等分支學科的確立，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識到了資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為研究的深入對考古資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在傳統考古學資料中有些是無法獲得的。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學中植物硅酸體分析方法的應用以及相關研究的開展(12)，為加強農業(yè)考古學資料的收集工作創(chuàng)造了條件。無疑新方法的應用擴大了研究的范圍，也提高了農業(yè)考古學資料收集的精細化程度。
在資料不斷豐富的條件下，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學研究有望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農業(yè)生產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能夠了解個別區(qū)域乃至整個山東地區(qū)生產工具的特點和具體的生產方式，不同地區(qū)、不同地域的生產工具是不同的，這與土質以及環(huán)境有直接的關系，而只有深化個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區(qū)間的差異。其次是農業(yè)起源的研究，多種理論與方法的綜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證。農業(yè)是如何起源的問題歷來為學術界所關注，山東地區(qū)地理環(huán)境較為封閉，其區(qū)域的系統研究必將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這里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在分析過程中的綜合應用，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最后是農業(yè)與文明的關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斷深化的前題下，能夠取得長足的進展。農業(yè)的發(fā)展是社會發(fā)展的保證，但農業(yè)的發(fā)展不一定就能導致文明的產生。這里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法解釋文明的產生。因此，綜合分析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發(fā)展過程并結合相關領域的研究可以為文明的產生與發(fā)展提供合理的解釋。
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研究的問題還相當多，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農業(yè)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的改進。國外的一些研究理論、方法、技術是在總結西方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對于中國的考古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還需中國實踐的檢驗。因此，山東地區(qū)史前農業(yè)考古學研究在應用這些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對總結中國自己的農業(yè)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陳文華：《簡論農業(yè)考古》，《農業(yè)考古》1984年第2期。
（2）吳詩池：《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yè)考古概述》，《農業(yè)考古》1985年第1期。
（3）吳詩池：《海岱文化區(qū)的史前農業(yè)》，《農業(yè)考古》1985年第1期。
（4）吳詩池：《綜述山東出土的農業(yè)生產工具》，《農業(yè)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東：《從出土文物看棗莊地區(qū)的史前農業(yè)》，《農業(yè)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國：《濟南地區(qū)古代農業(yè)考古概述》，《農業(yè)考古》1996年第1期。
（7）陳淑卿：《海岱地區(qū)龍山文化生產工具的類型學考察》，《遼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農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這類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論山東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養(yǎng)豬業(yè)》，《農業(yè)考古》1986年第1期。
劉俊勇：《試論東夷史前經濟》，《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東史前時期自然環(huán)境的考古學觀察》，《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華：《海岱地區(qū)原始農業(yè)初探》，《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何德亮：《試論山東地區(qū)的原始農業(yè)》，《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國青銅時代農業(yè)生產工具的考古發(fā)現及其考察》，《農業(yè)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關山東地區(qū)史前植物硅酸體及其相關研究的論文主要有：
王克林、吳加安：《尉遲寺遺址硅酸體分析-兼論尉遲寺遺址史前農業(yè)經濟特點》，《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東臨淄田旺龍山文化遺址植物硅酸體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東滕州市莊里西遺址植物遺存及其在環(huán)境考古學上的意義》，《考古》1999年第7期。
關鍵詞：科技考古；計量分析；發(fā)展趨勢
科技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自然遺存，獲得更多的古代人類活動信息，從而盡可能地構建古代人類社會的面貌。
19世紀中葉，近代考古學開始形成。進入20世紀以后，各種自然科學和技術都有快速發(fā)展，并在國外考古學中得到廣泛應用。中國的科技考古事業(yè)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逐漸發(fā)展到21世紀的今天已有較大進步和喜人成績。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國內已有學者專文介紹過，它包括年代學研究、環(huán)境、植物與動物考古學研究、體質人類學研究、物質結構及化學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術、計算機技術考古及文物保護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發(fā)表于《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文物》（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江漢考古》八種考古類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學報》是中國文物考古界公認的三大權威刊物，代表了中國文物考古的學術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學者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在對九種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種考古類核心期刊，一種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現《中國歷史文物》）、《江漢考古》、《核技術》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論文的統計中發(fā)現：我國科技考古論文統計曲線呈現三個平臺，它印證了我國科技考古的三個歷史發(fā)展階段：即倡導期（1950-1977），初步發(fā)展期（1978-1989），快速發(fā)展期（1990-2002）。這種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載的科技考古論文進行文獻計量統計，很有學術意義和價值。我們借鑒文獻計量學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國科技考古文獻，不僅看文獻的數量，也分析文獻的質量和內容。綜合上面各種因素，本文選擇了考古學界認可度較高、影響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發(fā)表的文獻進行統計和分析，以期了解和總結近年來我國科技考古的發(fā)展情況，進而提出對我國科技考古發(fā)展趨勢的一些拙見。
考古三大刊十年來（2005-2014）來共發(fā)表科技考古論文150篇（見表1）。每年大約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數量變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總數的58%，《文物》的數量也不少，約占33.3%，《考古學報》數量最少。
按大分類統計（見表2），年代學研究19篇，環(huán)境考古學（含動植物考古）研究32篇，體質人類學研究7篇，物理化學分析技術70篇，田野考古新技術16篇，計算機考古3篇，文物保護研究8篇。數量統計表明：高新技術在考古中應用的次數頻率在增多，其中應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學方法（含核技術），特別是金屬分析占據重要位置，環(huán)境考古學研究呈上升趨勢；傳統的碳十四測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許多考古新技術的應用無法從這三大期刊中反應出來，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應的是這些技術對考古研究的促進作用，許多領域還沒有廣泛的推廣開來，受眾的群體還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發(fā)展，首先就要突破傳統考古，將自己的優(yōu)勢發(fā)揮出來，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適當的降低門檻。
十年來我國科技考古事業(yè)的確有較快發(fā)展，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1）《文物》、《考古》雜志開辟的“科技考古”專欄，幾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獻發(fā)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雜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學史研究雜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獻發(fā)表。（4）近年來發(fā)表的考古報告和出版的考古報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報告。（5）有數量可觀的“科技考古”論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論文集中發(fā)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論文。（7）近年來舉辦了數屆“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8）一些高校紛紛成立科技考古系，培養(yǎng)科技考古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單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種中外聯合考古隊在全國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進行不同規(guī)模的科技考古調查和發(fā)掘。（11）中外學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進行中。
通過分析近年來科技考古的成果，我們可以發(fā)現一些問題：1、科技考古基礎理論的建設很薄弱；2、科技考古學的多學科協作研究還不夠深入；3、我國考古發(fā)掘和考古研究的國際合作還不夠活躍。
總起來看，隨著考古學對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化整體面貌以及文化間相互關系綜合研究的不斷加強，近年來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產生變化。如果說過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單個遺址、單一材料或某一種技術手段的應用，那么現在的研究更強調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和研究方法的關聯性，具體說來，如下3個趨勢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類與社會及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對古代遺物和遺跡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層面上，而是要繼續(xù)探究“為什么”的問題，也就是文化嬗變的動力問題?？萍伎脊排c考古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因為兩者的目標其實并無二致?？萍伎脊旁絹碓蕉嗟貜娬{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遺物和遺跡所蘊含的信息，并從各個不同學科的角度加以釋讀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及其演變的規(guī)律。
二是更加重視不同區(qū)域技術與文化發(fā)展所顯示出的獨特性，冶金考古對云南、新疆和陜西漢中等地區(qū)金屬技術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證，玉器考古對各地玉料礦物學特征的揭示亦復如是。注意技術與文化演進中的區(qū)域性特征，不僅有助于認識地理及環(huán)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為了更好地探討不同區(qū)域或不同人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從多種角度揭示文化演進背后的動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學科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這不僅體現在研究對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遺存，而且體現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鑒、互為補充，從而使得相關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隨著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斷進步，研究者能夠獲得的信息也更加豐富，因而能以更廣闊的視野、更多樣的角度來分析或闡釋這些信息，并有條件展開綜合性的比較研究。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計算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計算機軟件越來越多樣，許多都能很好的促進科技考古的發(fā)展，我們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學科，其他國家，其它領域學習，拓寬視野，利用更好的科學技術來協助考古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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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錢俊龍等：《從九種核心期刊的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的發(fā)展》，《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4年第7期。
[3]向安強：《從考古三大刊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華南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關鍵詞】藝術考古學 藝術史 藝術教育
大約有10年左右的光景，在中國的藝術院校以及一些普通高校的藝術專業(yè)、考古專業(yè)陸續(xù)開設了藝術考古課程，有的稱作美術考古。這說明，作為藝術考古學的學科教育已經浮出水面，不僅僅是少數研究者書齋案頭上的事情了?？墒?，開設課程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是否真正的藝術考古教育，以及藝術考古教育是否真正成為藝術院校的必要學科則仍然值得考慮。
西安美術學院在全國的藝術院校中首先成立了中國藝術考古研究所，說明了學院對于藝術考古學科的重視。西安美術學院在碩士和博士教育層面已將藝術考古比較系統地納入教育與研究，但在本科教育階段，還只是以普及考古學內容和講授美術史的形式貫穿某些藝術考古學科的內容。下面筆者分幾個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相關概念
為了比較深入地討論有關藝術考古學科教育的問題，筆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討論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得以展開。這些概念，與常見的、書本教材的表達，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不同之處提供了一些筆者的思考。
（一）關于考古學與藝術考古學
考古學是西方傳進的一門先進的人文社會學科，其不同于文獻史學，也不同于具有中國傳統的金石學――文物學。但是，考古學又和文獻史學、文物學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時至今日，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qū)，研究歷史科學，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歷史科學，如果離開了考古學，就會有嚴重的缺憾。與之相仿，研究文物學，尤其是研究大致相當于中國宋代以前的文物學，離開了考古學也是萬萬不能的。
考古學以田野操作作為其基本的學術特征，簡而言之，就是考古學探討的問題出自于田野，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實踐于田野。這里所謂的問題，就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樣式，包括了存在的環(huán)境，維持人類生命及社會的基本方式，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當然是物化的表達），也包括了人對愉悅感的獲得。
現在，在這里討論一下“愉悅感的獲得和肯定”問題。個體的人乃至組成為社會的人群，受大自然環(huán)境的基本掌控，會感覺到生存空間的逼仄。個體的人和組成社會的人群，由于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所限制，會感到自己常常處于無能為力的狀態(tài)。挑戰(zhàn)這種逼仄和無能為力的狀態(tài)，人類是需要思想、夢想和幻想的。
在人類的思想、夢想和幻想的范疇之內，既有對大自然、客觀環(huán)境的琢磨和開發(fā)，也有對自身能力的訓練和提高（包括對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鑒、學習和模仿）。此外，這些思想、夢想和幻想就要給予人們以憧憬、舒適感，以及對于未來充滿希望（當然這種希望，首先建立在對自己能力的肯定上）。當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到使人們獲得一定的物質剩余和時間閑余的時候，人們要把這種“美”、舒適的感覺物化，這就是藝術與審美的起源。
當人們需要了解人類適應環(huán)境、順從環(huán)境、挑戰(zhàn)環(huán)境、破壞環(huán)境又被環(huán)境所懲罰的歷程時，人們離不開環(huán)境考古學。當人們了解自身的創(chuàng)造能力，以及由這些創(chuàng)造能力反過來為社會創(chuàng)造物質，生活條件改觀，人們生活狀態(tài)的多樣化，又感覺到生產、生活資料總是不夠豐富時，人們自然會應用一般考古學來了解這一歷史。與人們對于環(huán)境考古學、一般考古學需求相仿佛，人們對“美”的歷程（認知美、創(chuàng)造美）的探究，當然就需要藝術考古學。所以，社會上極少數人專門從事的考古學，實際上距離全體人類的歷史、生命史、生活史、審美史是密合無縫的，隨著社會文化的發(fā)展，教育事業(yè)的進步，越來越多的人會認可這一點。
（二） 關于藝術史與藝術考古
藝術的起源，是和人類有閑余時間思考舒適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開始。這種物化，不僅僅是通過畫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劃，不僅僅是做出三維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實更重要的是對人身本體的各種認可，包括對異性的欣賞、對老人的尊重、對嬰孩的撫愛、對少年的引導教育；包括紋身、發(fā)飾、穿鼻、穿耳；包括運用發(fā)聲器官而產生歌唱和詩吟，也包括用軀干、五官、肢體語言發(fā)展出的舞蹈。對人身和人群這種美的寄托，可能還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現。所以，藝術史的開端幾乎和人類社會的開端一樣古老，人們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對生命的維持之后，任何舒適感都有可能導致藝術的產生。所以，雖然個體生命會表達個體性的美感的外化顯現，但社會性人類藝術的產生并不主要是一種個體的行為，而是一種基于個體的群體的必然，由個體向群體的聚會和飛躍更為重要。
人們定居以后，對擺脫自然的掌控、創(chuàng)作出豐富的物質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強，其發(fā)展頻率日益加快。同樣對于藝術來說，它們的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的發(fā)展與演進，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學的收獲可以說明這一切。
正如人們獲得近現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難具體考慮人們從野生動物般生活狀態(tài)時擺脫出來的那一刻，即真正成為人的那一刻，無論是環(huán)境、自身、技術獲得與創(chuàng)造，極少去回溯、考慮這一初期或早期的問題。同樣，在近現代藝術品類紛繁、光怪陸離、充滿激情的表達下，人們也很難去考慮藝術起源的“端點”的問題，如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的發(fā)端。這當然是藝術史的問題，在分門別類的藝術上，又可以區(qū)分為美術史（還可以細分水墨畫史、油畫史、版畫史、水彩畫史、漫畫史等）、設計史、工藝美術史、音樂舞蹈史、綜合藝術史。應用考古學的方法，考慮藝術的端點問題以及藝術的早期發(fā)展問題，這就是藝術考古學所要解決、解釋的端點和早期的問題。
正如人們對待新石器時代以后，文字文獻產生之后，例如，中國對于從三代直到隋唐五代，雖然文獻記載日益詳盡，可是考古學還是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發(fā)現、說明、解讀甚至參與重建某個歷史的片段。同樣，盡管藝術史在發(fā)展成熟的過程中，文獻記錄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學的發(fā)現、說明、解讀，這就是藝術考古學所要解決、解釋的關于藝術發(fā)展的問題，事關品類、樣式、品種、材料、技法。
當現當代藝術不斷甚至急切地向歷史、向傳統汲取營養(yǎng)，重新評價、批判、認識傳統，以傳統為一種參照以冷靜地認識現當代藝術，考古學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關于藝術教育
人們對生活技能、生產技能的獲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廣義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學校教育范疇之外的。例如，大人對孩童的誘導、模仿、各種教誨，在自然環(huán)境當中的趨利避害，人群當中的互相幫助，正確與人相處，包括異性間相處、同輩間相處、異輩間相處的方式和能力，一般來說，這些是非學校教育，每個人幾乎不可避免地要經受這些教育。藝術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對基本美丑的辨別，對自己的舒適感的肯定以及對人群總體的舒適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這一系列的行為都需要進行誘導和觸發(fā)，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學校教育獲得的。一些觀點認為，人們的藝術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獲得的，這種說法起碼在后來就不盡準確了；也有認為藝術教育只能是依靠學校教育，這當然也是不完整的認識。
藝術教育大致可以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基本審美的教育，對美的認識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術教育。歌唱、舞蹈、繪畫、雕塑、設計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訓練。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個階段，大致是為了造就專門的藝術人才或者稱為專門的藝術家的，如音樂家、畫家、雕塑家、設計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學校培養(yǎng)的藝術天才、天籟之音等，實際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階段隱形化了，這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學校的外在形式，但是這一階段本身是跨越不過去的。陜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識字的“白狼”柴根，講述過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溝壑間一遍又一遍地反復大聲吼唱；津巴布韋地區(qū)的非洲石雕、木雕藝人，最有成就者，總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對手的作品作為參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對手，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階段隱形化的實例。所以，把藝術教育定位于一個廣義的藝術教育，就是有一個由低級向高級升華的過程。
我國既然有了藝術院校或藝術系科，有了成規(guī)模的學校、課堂、教材書本化的藝術教育，自然應當非常珍視這種條件，以造就現代藝術家?？墒牵鞘屡c愿違，學校里往往難以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藝術家和大師，其間的問題很多。有一般教育的問題（和非藝術廣大院校的教育的問題同在），也有專門教育的一些問題，但這些不是本文所關心的問題。本文旨在討論藝術教育的作用時，著重討論藝術考古對藝術教育某些糾偏的意義和價值。
二、藝術考古教育探究
藝術考古教育，是個相當寬泛的問題，包括針對教育的對象，針對教育的需求和目的，這里分成幾個主要層次、幾個主要側面進行討論。
（一）一般層次
對于藝術教育，存在有中專水平、大學本科水平的一般藝術教育層次，藝術考古教育應當介入這個層次。
藝術考古學可以考慮專門的本科教育，進行比較系統的考古學、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教學與訓練。培養(yǎng)的畢業(yè)生，為將來進入研究生教育階段做準備，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單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會提供需要。
作為非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藝術學科，應當把藝術考古學作為基礎課、必修課之一，這門課程不必占用很長時間。其主要任務是解釋清楚審美的起源，藝術的起源，一般藝術史與考古學的關系，解說藝術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紹中外藝術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藝術學科的學生初步感覺到藝術考古訓練的必要。
（二）中高級層次
所謂中高級層次的藝術教育，一般是指碩士、博士階段，藝術考古的介入應當帶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對于專修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的碩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專業(yè)一些。
例如，對藝術起源的研究，人類起源和藝術起源的關系，早期藝術與人們定居的關系，以青銅器為代表的技術變革之后藝術的發(fā)展問題。其中，藝術的起源的最早階段其共性是遠遠大于個性的，人類定居之后，造成了人類藝術氣質的分離、變異，要深究其時代和原因，要深究藝術本身與非藝術的因素。
不言而喻，就物質遺存來看，藝術考古學所面對的主要對象即考古學的收獲，以美術品占絕大多數。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體的表現；其次，可以分析出來設計的表現（包括工藝設計和藝術設計），間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樂、舞蹈、詩歌等其他藝術門類。因此，應當探討各個藝術門類在考古學當中所反映的權重的差異，以及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種藝術門類其發(fā)展時的或迅速或遲緩的表現，以及深究其原因。
現在人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區(qū)分，從人類定居時開始，西亞北非地區(qū)、中亞地區(qū)、歐洲南部、歐洲中部、歐洲西部，東亞等有關地區(qū)之間的藝術的差異。除了以上講到過的藝術表現的差異之外，藝術考古學還要關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異，關注有關藝術與藝術之外的因素。
（三）為現代藝術教育服務
在幾乎任何藝術門類往往都有這樣的現象，人們對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尚未有掌握時，其藝術創(chuàng)作的原始沖動就越強大，作品品格成為唯一、成為典范、成為不可逾越的巔峰。反之，人們對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掌握的越加透徹，其藝術創(chuàng)作的原始沖動就越加被束縛，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規(guī)中矩的藝術作品往往也是最為平庸的藝術作品?？峙虏粫腥司芙^從藝術考古教育當中攝取古老藝術創(chuàng)作當中的原動力、原始沖動與創(chuàng)造力。
藝術考古學關注藝術家所用材料，藝術材料學在走過了漫長的歷程以后，會反向關注其原始、早期狀態(tài)。材料的選擇使用，會對藝術作品產生重要的影響。以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為例，甚至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而這兩個時代藝術材料的探討，舍棄考古學是無法進行的。
藝術的歷史以美術史為例，說到底，不過是寫實主義與寫意主義的理論與技法的糾結互動前進的歷史，這一點從考古學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們?yōu)榱吮憩F美，同時在向著具象和非具象兩條道路在努力奮斗，伊比魯尼亞、米諾斯、紅山、馬家窯、兩河、埃及、黑非洲地區(qū)的早期藝術都證明了這一點。在西亞、北非、歐洲地區(qū)，寫實主義主要是和環(huán)境地貌學、建筑學、生物學、體質人類學相結合，表達的寫實主義情趣，即逼真性與人文內涵的結合。在東方，主要以中國藝術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趨同、至上與籠罩，表達了寫意的充分發(fā)展。從早期的同途而殊往，發(fā)展到近現在的可能的殊途同歸，藝術考古學不僅給予了實例和實證，表達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現，而且應當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規(guī)律，服務于未來的藝術發(fā)展。
現在的藝術批評，包括美術批評，尤其在中國，常常呈現出一種無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趨向，趨于玄學的趨向。藝術考古學可以提供一些歷史的、基本的參照物，于是當代藝術可以和傳統藝術得以比較，個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體的無意識藝術傾向相比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學指出的時間帶上相比較。對當代特定的區(qū)域，如中國，總體藝術發(fā)展水平的評價離不開藝術考古所提供的基礎、所提供的路徑、所提供的相對比的標本。這樣的批評，由實證出發(fā)才有可能達到哲學的高度。
藝術考古學經過數以萬年計的排隊和爬梳，經過千余年以來有了專門的藝術家隊伍的創(chuàng)作實踐，以及藝術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藝術發(fā)展規(guī)律并以此建立藝術發(fā)展坐標系，這樣有助于對人類未來藝術的預測。
（四）藝術的終極目的與藝術考古
藝術的終極目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牽涉人類為什么有了藝術而藝術的終極目的又是為了什么。人類把藝術看作是具有人類自身的和人類社會的基本屬性之后，便可知道藝術考古學的教育是一個須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
藝術的誕生是由人們的自我愉悅開始，藝術的終極目的應當是促使人類的圓滿達到可能的極致。簡而言之，藝術的終極目的就是人類社會在藝術層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實現。從這種認識出發(fā)，人們看到了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直到現當代的太多的假惡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墮落卑劣的趨向。如果說在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中華民族的存亡危機日益加深的時刻，有真正的藝術家提出“藝術救國”的口號，我們這代人聽到還帶著一種不解的振奮的話，那么現當代的人們對于以藝術、以真善美來救世，恐怕就會有一種切膚的認同的感覺了。
藝術品和藝術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區(qū)別，如果當代人不能夠悉數說清楚此間的區(qū)分的話，那么藝術考古卻能夠比較客觀的、以從歷史回顧的角度，敘述人類以真、善、美對抗假、惡、丑的藝術歷程。由此說來，認識藝術的終極意義和終極目的，闡述藝術的終極意義和終極目的，極需要藝術考古學的有力支撐，需要藝術考古學的認真培訓。
三、藝術考古課程設計問題
藝術考古應當課程化，在藝術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藝術院校、系科所屬地域不同，教學科研特點不同，在設置藝術考古學課程的具體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筆者在這里提供了一種設計，以供參考。
（一）中專、本科階段
以下指的是非藝術考古學、藝術史學專業(yè)。
開設“藝術考古學”課程，可以將藝術考古學作為美術史學的前半部。在中專和大學本科階段，要給學生們以考古學和文物學的基本知識，使學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學和文物學成果，了解考古學和文物學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考古學和文物學以斷代和分類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課時量控制在16至20課時即可基本完成這一任務。
例如，在中文、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院系的課程中設置一門考古學通史類課程，或在全校范圍內由專業(yè)教師開設文物賞析類課程，課程內容不必過于精深，旨在為學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學、文物學、美學基礎，提高學生欣賞美、感知美，有關作品中繼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碩士研究生階段
區(qū)別中外，區(qū)別主要地域，進行藝術考古學的重點教育，樹立藝術考古學與藝術史的“時間樹”概念，開展藝術考古學方法論的探討。使藝術史“物化”，變?yōu)榭臻g環(huán)境藝術史、生命體驗藝術史、生活創(chuàng)作藝術史。有條件的院校系科可以進行考古工地藝術考古實踐，分專題的藝術考古實踐（如青銅藝術、陶瓷藝術、畫像石藝術、雕塑藝術、繪畫藝術等）。
盡可能完成認識中外藝術史文獻和藝術考古實物的“互證”問題，這方面西方希臘羅馬藝術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樣。應當成為美術史論碩士研究生的必選理論課程，應當推薦成為其他藝術科系的重點選修課程，鼓勵產生藝術考古學范疇的碩士生論文。
（三）博士研究生階段
進行有關藝術考古學的專門研究和專題研究，展拓視野，尋找熱點，并且與現當代的藝術實踐相結合，提供高質量的“藝術考古學”博士論文。
從學科的持續(xù)發(fā)展出發(fā)，重點培養(yǎng)年輕的學科帶頭人，培養(yǎng)各個層次的藝術考古學教員。組織去有關國家和地區(qū)，進行藝術考古的交流、調查、訪學，引進新鮮理論、技術與器械。
（四）其他
關注藝術考古學推向一般院校的歷史、考古、哲學等的人文教育，推向綜合性院校（包括理工科）的素質教育。加強和文物考古科研單位的聯系，掌握最新的考古出土情報信息，使藝術考古學緊盯田野考古學的最新發(fā)現和收獲。加強國際交流，及時掌握國際的有關學科動向。
加強藝術考古學本身的理論研究。加強與哲學、美學、人類學、民族民俗學、社會學等的互相滲透和促進發(fā)展，在學科上確立藝術考古學和諸如美術考古學、設計考古學、音樂舞蹈考古學等學科層級關系，在促進藝術考古學發(fā)展的同時，也大力推進相關子學科的向前發(fā)展。
根據地域特點、教學科研特點以及具體任務，建立和健全藝術考古力量。目前，我國高校和有關省市考古文博科研單位已經建有幾所藝術考古研究所（或稱美術考古研究所），這些研究所應當更充分地服務于高?？蒲校沼谒囆g教學，并且在教學科研實踐中充實提高自身。各個有關研究所要互通情報，共同進步提高，為確立和發(fā)展藝術考古學科做出更多的努力。
我國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秉琦先生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理論,對于我國考古學向縱深發(fā)展,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zhàn)略意義;對于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無疑發(fā)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皡^(qū)、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區(qū)、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群星璀璨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六大區(qū),“區(qū)、系、類型”中的“區(qū)”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文化區(qū),而且“區(qū)、系、類型”中“區(qū)”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文化區(qū)。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文化區(qū)”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不僅為考古學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動態(tài)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xù)生型”為國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qū)、系、類型”理論實際上已成為通過考古學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③。考古學理論來源于考古學實踐,考古學理論應對學科研究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脊艑W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皡^(qū)、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qū)”、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qū)、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qū)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qū)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憋@然,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yè)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qū)、系、類型”中的“區(qū)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qū)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qū)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qū),即海岱地區(qū);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qū)的一個亞區(qū)。而“長江下游地區(qū)”則包含了太湖地區(qū)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zhèn)地區(qū)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qū);而長江下游地區(qū)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qū)。因此“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qū),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qū)。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的“區(qū)”,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qū)”和“北方地區(qū)”等。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中“區(qū)”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guī)律可尋?！皡^(qū)、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fā)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fā)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fā)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qū)、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fā)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fā)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fā)生的突變。因此,“區(qū)、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qū)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qū)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zhèn)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qū)、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qū)、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qū)的“區(qū)”“,區(qū)、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脊艑W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yè)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guī)律———同一律?？脊艑W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翱脊艑W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qū)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qū)、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qū)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qū)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qū)與下游地區(qū)。因此六大區(qū)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qū)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qū),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fā)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和“長江下游地區(qū)”,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qū),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qū)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啊脊艑W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
遙感考古的歷史
1906年英國軍官H.P.沙普在軍用熱氣球上拍攝到的史前巨石陣遺址為遙感考古的發(fā)端標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考古學家在航空照片上發(fā)現了城市中的古代建筑遺址及原野上的古代建筑遺址。英國考古學家通過不斷的資料積累，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了航空考古勘察和航片分析的三種標志：陰影標志，土壤標志和植被標志。自此以后，隨著航空攝影技術的進一步發(fā)展，出現了立體像對技術，從而使人們可以獲取更大范圍和更多的古代遺址照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戰(zhàn)爭大大刺激了航空技術的發(fā)展，從而也為遙感考古的進一步發(fā)展準備了條件。1957年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的發(fā)射使人們進入了從太空看地球的新時代。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通過發(fā)射到外層空間的數以百計的衛(wèi)星，獲得了大量的遙感考古信息。諸如埃及的金字塔考古，柬埔寨吳哥古城的遙感研究，用星載成像雷達探測和調查西班牙腓尼基人的海事文化等等。遙感考古通過最初期的發(fā)展，現在已經成為國內外考古研究的重點，同時也成為衡量一個國家高科技發(fā)展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標志。1990年，由法國空間局、美國宇航局、歐空局、日本宇宙事業(yè)開發(fā)團共同籌備的“空間考古研究”國際會議的召開為遙感考古的發(fā)展揭開了新的一頁。1997年，第一屆“遙感考古應用會議”在美國舉行，會議討論了衛(wèi)星和航空技術在考古領域的應用，諸如居民地分布格局識別及環(huán)境考古研究中應用等重大學術課題。
世界各發(fā)達國家開展的遙感考古，現在大多數集中在幾個文明古國，如在埃及的金字塔遙感考古，橫貫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的遙感考古，在蒙古尋找成吉思汗陵墓的遙感考古等。
如何進行遙感考古
遙感考古是以各類飛行器為平臺，在高空利用波譜和可見光認識、探測地表或地表以下保存的古代遺跡，并將得到的數據通過計算機、地理信息系統、全球定位系統等技術在室內進行數字化的分析、研究，進而利用考古學的方法進行整合、虛擬和復原，開展包括資源、社會、人文等全方位的保護和研究。
古代的遺址和遺跡是人們過去生活過的地方，所以必然在當時導致其自然形態(tài)發(fā)生變化，使其與周圍純自然的環(huán)境有所區(qū)別。雖然這些變化經過后來的人工擾亂不易察覺，但是畢竟與原來的周圍環(huán)境存在差異，并通過地表水分條件、植被生長狀況、土地利用狀況、地貌結構的不同得以保存下來。這些異常表現被遙感影像記錄下來，為考古提供判讀分析的依據。遙感考古就是利用這些不同，獲得最初的數據，進而確定某一地區(qū)是否存在考古遺址。
現代遙感考古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在考古中主要應用于古代大規(guī)模遺址的勘察，地下遺跡的勘察，水下考古、環(huán)境考古和城市遙感考古等幾個方面。遺址的調查是考古工作的前提，只有發(fā)現遺址，考古工作者才可以對其進行發(fā)掘。而傳統的遺址調查方法，需要耗費極大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效果往往不明顯。利用遙感技術，人們就可以對大范圍的遺址進行調查，不僅可以節(jié)省成本，而且有利于對遺址宏觀上的把握。遙感考古中衛(wèi)星的圖像數據，航拍相片的分辨率均可以達到l米左右。美國作為世界上空間技術最發(fā)達的國家，在遙感考古領域也走在世界最前列。美國的地球衛(wèi)星，不僅可以精確地發(fā)現地面上的物體，甚至可以穿透地下20米進行深層次的探測。各種衛(wèi)星數據圖像、航測照片在計算機上分析精度可以達到1200DPI(DPI，指每英寸長度內的點數)，圖像上一個微小的變化都可以在計算機上被發(fā)現。地面上的大規(guī)模遺址，因為其與周圍環(huán)境的差異，必然會在圖片上有所反映。同時由于遙感考古具有強穿透性，所以可以很好地對地下的遺址進行探測，我國秦始皇陵就曾經多次運用遙感技術進行探測，從而為秦陵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遙感考古作為一項新的考古技術，在水下考古的運用中也同樣大顯神通?？脊艑W家利用航空遙感手段對海底水下遺址進行探測，以考察海底的地形，淹沒前的特征以及確定海底古代遺跡的真實性和位置范圍，進而推測和研究古地理、古氣候和古代社會的發(fā)展情況，這一切已經取得了重大成果。古代環(huán)境的變化作為考古學研究的另一個方面，已經發(fā)展為考古學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環(huán)境考古學。古代環(huán)境的變遷不僅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中的環(huán)境問題，同時對于研究古代政治的演變，農作物的分布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通過研究遙感圖像上色調陰影形態(tài)的差異，可以清楚了解一個地方環(huán)境的變遷，特別是水系的變化，遙感考古正是通過為環(huán)境考古提供大量的圖片資料來推動環(huán)境考古的發(fā)展。
城市遙感考古以研究古城和城內古代建筑結構布局為主要內容，在我國已經作為一項成熟的技術被運用。如地礦部航遙中心作的北京故宮航空遙感圖，可以清晰地看到整體古建筑的結構布局。我國是一個古代多城池的國家，但是除去少數被保留下來的，由于城市建設的需要，絕大部分已經被拆毀了，所以要想了解古代城址的全貌非常困難，遙感考古技術通過全方位的觀測，至少能夠為我們提供某些線索。
在遙感考古調查中，最主要的是獲取圖像資料，當獲取到一定量的圖片資料以后，就需要對圖像資料進行編輯和分類，人們現在一般借助光化學技術和計算機處理技術對圖像進行分類處理。同時，利用遙感考古所獲得的圖像資料，可以在中央管理機構和有條件的地方機構建立一套文物考古信息系統，用目前掌握的各種圖像資料，定期對遺址進行監(jiān)控，這樣文物管理和保護人員可以在遇到經濟建設，自然災害或是突發(fā)事件時，在監(jiān)測室從容應對采取果斷措施。
由于遙感考古學在調查的方法和資料的處理上與傳統考
古學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所以擁有一些傳統考古學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遙感考古相對于傳統考古學更加節(jié)省成本。傳統考古學主要依靠人力對遺址進行調查，野外工作量非常巨大。而人的精力和目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小規(guī)模的遺址調查尚可，如果是對一個地區(qū)進行大范圍的普查，那么就很難看清楚全貌。尤其是對沙漠，草原，古城址等特殊環(huán)境的調查，由于自然環(huán)境的限制，實地調查就已經非常困難了，得到準確的調查結果就更加困難了。而遙感考古通過在空中對地面進行俯視，可以全方位地對一個地區(qū)地貌的情況進行攝像，不會受到地理環(huán)境的限制，使得很多徒步考察非常困難的地方，都可以通過遙感技術清楚地取得當地的圖片，大大節(jié)省了考古調查的成本。
其次，遙感考古具有覆蓋范圍廣，光譜范圍大，時空分辨率高等優(yōu)點。遙感圖片容易獲得一個地區(qū)的全局信息，同時遙感圖像成像尺度變化范圍大，有利于人們對所得圖片進行研究。人的肉眼只能觀測到可見光部分的電磁波反射能量，而遙感可以觀測到從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熱紅外、微波等能量波范圍的全波段電磁波來探測地面和地下的物體。由于衛(wèi)星技術的應用，使得現代遙感考古可以全天候，不斷地獲得遺址的遙感數據。
再次，遙感考古對古代遺跡的破壞相對于傳統考古學要小得多?？脊虐l(fā)掘本身就是對文物的一種破壞，但是許多搶救性的發(fā)掘又勢在必行。遙感考古是改變這種被動局面的有效方法。利用遙感圖像，可以在不破壞文物的前提下，了解遺址和古代墓葬的構造，盡可能地減小破壞。遙感技術具有的強穿透力，使挖掘無需大面積地進行，既可以節(jié)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又不會對遺址造成任何破壞。作為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國有大量有待探明的遺址，運用遙感考古技術不僅可以探明各種大型古代聚落、古城，而且可以盡可能地對其進行保護。
“遙感考古”是一門科學技術，同時也是一種研究方法。遙感考古雖然可以很大程度地減少田野考古的工作量，但是絕對不可以代替田野考古的工作。它解決不了遺址的年代，出土器物的研究等考古學的基本問題，所以遙感考古必須與田野考古緊密結合，只有這樣，考古工作才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國的遙感考古
我國遙感考古技術出現較晚，但是發(fā)展迅速，在國內的許多遺址的考古調查中，遙感考古技術都已經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如在20世紀60年代修建三門峽水庫時，我國考古工作人員就曾經利用航空照片對庫區(qū)古代遺址、墓葬的分布進行分析。70年代，又利用遙感技術對秦始皇陵進行過探測。進入90年代以后，我國更是加大了對遙感考古的投入力度，建立了一批重點實驗室并召開了一些具有國際水平的會議，以對遙感考古進行專門的學術研究。
我國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秉琦先生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理論，對于我國考古學向縱深發(fā)展，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zhàn)略意義；對于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無疑發(fā)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區(qū)、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群星璀璨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六大區(qū)，“區(qū)、系、類型”中的“區(qū)”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文化區(qū)，而且“區(qū)、系、類型”中“區(qū)”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文化區(qū)。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文化區(qū)”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不僅為考古學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動態(tài)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xù)生型”為國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qū)、系、類型”理論實際上已成為通過考古學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③?？脊艑W理論來源于考古學實踐，考古學理論應對學科研究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脊艑W文化“區(qū)、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區(qū)、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qū)”、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qū)、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qū)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qū)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yè)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qū)、系、類型”中的“區(qū)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qū)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qū)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qū)，即海岱地區(qū)；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qū)的一個亞區(qū)。而“長江下游地區(qū)”則包含了太湖地區(qū)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zhèn)地區(qū)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qū)；而長江下游地區(qū)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qū)。因此“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qū)，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qū)。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的“區(qū)”，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qū)”和“北方地區(qū)”等。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中“區(qū)”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guī)律可尋。“區(qū)、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fā)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fā)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fā)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qū)、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fā)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fā)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fā)生的突變。因此，“區(qū)、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qū)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qū)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zhèn)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qū)、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qū)、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qū)、系、類型”的“區(qū)”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qū)的“區(qū)”“，區(qū)、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脊艑W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yè)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guī)律———同一律。考古學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qū)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qū)、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qū)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qū)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qū)與下游地區(qū)。因此六大區(qū)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qū)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qū)，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fā)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和“長江下游地區(qū)”，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qū)，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qū)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p#分頁標題#e#
與民族學的資料相結合，可以認為，新石器時代的各種‘考古學文化’類型是體現當時各個部落和部落聯盟的存在，與民族的形成有關。⑥”蘇秉琦先生提出“區(qū)、系、類型”理論是“滿天星斗說”、“多元一體模式”和“古文化、古城、古國”、“古國———方國———帝國”、“原生型、次生型、續(xù)生型”等系列文明起源理論的基礎，目的是為了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然蘇秉琦先生在討論“區(qū)、系、類型”理論時卻認為：“目前還有這樣一種傾向：即把某種考古學文化與文獻上的某個族人為地聯系起來，把它說成××族的文化。從長遠來說，進行這樣一項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個方面；但是現在，在對各地的考古學文化的內涵、特征、與其他文化的關系以及上下的源流等的認識還很不充分，還不具備做這種探索或考訂的時候，似應先做些基礎性的研究，積累起必要的原始素材，以備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礎。……我們這里所作的有關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的探討，只是基于現有資料所作的探索。”因此，蘇秉琦先生在劃分六大區(qū)系時就存在著考古資料的局限性；由于受到考古資料的局限，六大區(qū)系的劃分也缺乏一定的民族屬性，或偏重了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民族學屬性。二、“考古學文化系統”簡介“隨著新材料的發(fā)現和新的研究成果的推出，補充、修正、完善蘇先生建立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體系是我輩考古同仁責無旁貸的任務。⑦”由于“區(qū)、系、類型”理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與“區(qū)、系、類型”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理論相一致的考古學“文化系統”理論，可能比“區(qū)、系、類型”理論更符合我國考古學的實際；考古學“文化系統”理論與原有的考古學專業(yè)名詞也不致相互混淆或產生歧義?？脊艑W“文化系統”的概念是尹達先生提出的。1955年，尹達先生在《論我國新石器時代的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我國的廣大地區(qū)以內，由于自然環(huán)境的不同，經濟生活基礎的某種差異，在新石器時代的漫長時期里，不同的地區(qū)當然可能發(fā)展成為不同的文化系統。⑧”
1961年，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在對青蓮崗文化的分布范圍、文化年代和文化特征進行了全面論述時，第一次區(qū)分了“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文化系統”兩個不同的概念，并對“青蓮崗文化”和“青蓮崗文化系統”進行了客觀闡述，并特別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自北向南的諸多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屬于青蓮崗文化系統⑨。在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發(fā)表對青蓮崗文化的研究之前，除尹達先生提出的文化系統外，夏鼐先生還提出了考古學文化的定名問題⑩，因此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所提出的“青蓮崗文化”和“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命名，或許受到尹達先生和夏鼐先生的影響，而“青蓮崗文化”和“青蓮崗文化系統”的提出，則是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對“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文化系統”的理解和實踐。1980年，石興邦先生在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進行廣泛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系統的命名，將7000～6000年之間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系統分別命名為“仰韶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和“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是黃淮下游、東方沿海、渤海灣周圍及東南半壁。……青蓮崗文化系統根據歷史民族學，可分為三個系統：一、東方沿海一帶的稱夷；二、長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為三苗后來的百淮；三、五嶺以南閩江、珠江及紅河流域為百越。”石興邦先生對“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定義如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系統即人類社會生活系統。文化系統大致包含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制度、宗教禮儀、道德規(guī)范、語言系統、生活習俗、生產方式、行為能力、藝術風格、審美情趣等要素。諸多要素中，既有繼承性和保守性等延續(xù)性要素，亦有開放性和擴展性等變化性要素。……在一個文化體系中，由于地理環(huán)境的不同和人文歷史、生產技術的發(fā)展等原因，可逐漸形成不同的文化共同體，即文化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之間，或存在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而形成新的文化共同體，或相互排斥和相互爭斗而形成強勢文化共同體取代弱勢文化共同體
“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區(qū)別在于考古學文化強調的是小區(qū)域內的文化共性和大區(qū)域內的文化個性，而考古學文化系統強調的則是大區(qū)域內的文化共性。新石器時代的民族文化區(qū)往往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qū)，因此，考古學文化區(qū)與民族文化區(qū)的相互關系，同樣是考古學界無法回避的課題。如何解釋考古學文化區(qū)與民族文化區(qū)的相互關系，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與研究有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因為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定義顯然包含著考古學文化的民族屬性?？脊艑W文化系統包括相同的文化生態(tài)和文化景觀、相同的文化地域和民族特征、相同的文化傳統和原始宗教等諸多因素。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各個要素構成的整體。文化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文化系統包括物質文化系統、社會文化系統和精神文化系統等要素，即文化系統由技術的、社會的和觀念的三個子系統構成，技術系統是決定其他兩者的基礎。文化系統可分為三個層次的序列：技術層為基礎，觀念層最高，社會層居中輰訛輥。因此考古學文化系統內應包含著若干個考古學文化，一個考古學文化即可獨立構成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脊艑W與民族學分屬不同的學科，考古學文化區(qū)與民族學文化區(qū)的基本概念，既有相似性，又存在差異性：考古學文化區(qū)是考古學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考古學文化區(qū)的劃分是根據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通過對文化遺跡、文化遺物等文化遺存的分析、比較、研究而確定的考古學文化分布的空間范疇。民族文化區(qū)是民族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間。民族文化的分布區(qū)域，即民族文化區(qū)。民族文化區(qū)是一個具有連續(xù)空間范圍、具有相對一致的自然環(huán)境和相同或近似的歷史過程、具有某種親緣關系的民族傳統和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景觀所構成的地理區(qū)域。
考古學文化區(qū)的劃分強調的是考古學文化面貌的個性，強調的是物，而民族文化區(qū)的劃分強調的是民族文化的共性，強調的是人?？脊艑W文化區(qū)屬考古學范疇，民族文化區(qū)屬民族學范疇?？脊艑W人群共同體與民族學人群共同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考古學人群共同體形成考古學文化區(qū)，民族學人群共同體形成民族文化區(qū)，盡管考古學人群共同體與民族學人群共同體有著許多相同的特征。顯然，民族文化區(qū)的分布范圍要大于考古學文化區(qū)，即一個民族文化區(qū)內可分布著若干考古學文化區(qū)。因此，在建立考古學文化區(qū)和文化譜系的基礎上，考古學研究應在劃分考古學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qū)的基礎上，根據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基本理論進行考古學與民族學相結合的綜合研究。雖然考古學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qū)是兩個不同學科的不同概念，然而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qū)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因此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地理空間大致與民族文化區(qū)相當。考古學文化系統是由同一區(qū)域內的考古學文化按一定關系構成的有機聯系的整體?？脊艑W文化系統強調的是文化共性，即考古學文化的共性和民族歷史文化的共性?？脊艑W文化系統的概念應包含“地理、民族、文化”三個最基本的要素，即“共同的地理單元、共同的民族集團和共同的文化傳統”構成了考古學文化系統?？脊艑W文化系統建立在各考古學文化已充分研究和基本明了的基礎之上，在更為廣袤的空間里，宏觀地、動態(tài)地研究區(qū)域內各考古學文化發(fā)生、發(fā)展、交融、演進和衰亡的全過程，同時也可與文化系統區(qū)域外的考古學文化系統動態(tài)地進行文化系統與文化系統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脊艑W文化系統不是一個氏族、一個部落、一個部族或部落聯盟的文化，而是一個民族集團的文化，顯然這種大范圍的考古學文化系統具有一定的民族性，表現出一定的民族屬性。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qū)的劃分和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建立，是考古學研究的必然歷程；而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同樣是考古學發(fā)展的必然歷程。#p#分頁標題#e#
考古學的最終目的是研究人與社會，是研究人的行為能力與行為過程的發(fā)展過程，研究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的演變過程，研究人類社會發(fā)展演進的歷程。因此考古學文化區(qū)的劃分僅僅是考古學研究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考古學研究的終極目標。石興邦先生指出：“新石器時代是各種文化模式形成的階段，也是各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淵藪。我國原始文化的多樣性和特點，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分布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類群體，為適應不同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而創(chuàng)造出不同類型的文化。新石器時代，也是各個族系的形成時期。同一人種分布在不同的地區(qū)，在不同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習俗和文化模式，同一模式的陶冶下，形成了經濟類型、生活習俗、和地區(qū)意識的人們群體，由氏族———部落———部族而發(fā)展為民族，在文明時代，即形成國家。”輱訛輥因此，劃分文化系統的目的是為了探求民族和國家的形成過程，與“區(qū)、系、類型”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考古學文化區(qū)的劃分與研究是考古學發(fā)展的必然階段，而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與研究也應是考古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向縱深發(fā)展的必然階段?？脊艑W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qū)具有相同的共性，即考古學研究應逐漸向民族共同體的研究發(fā)展，逐漸向考古學文化系統即民族文化區(qū)的研究發(fā)展。根據考古學文化定名的基本原則，遵循形式邏輯的基本規(guī)律，以各系統中最具代表性的遺址命名考古學文化系統，我國的新石器時代可分為“仰韶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屈家?guī)X文化系統”、“曇石山文化系統”和“昂昂溪文化系統”等考古學文化系統。
仰韶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遼、冀、蒙、京、津、晉、陜、豫、甘、寧、青的一部或全部；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遼、冀、豫、魯、皖、蘇、浙、滬的一部或全部；屈家?guī)X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豫、鄂、皖、贛、湘、渝、川、甘、黔、桂的一部或全部。其中豫西、豫北和豫東、豫南分屬華夏、東夷與苗蠻民族文化區(qū)的分布范圍，因此中原亦成為仰韶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與屈家?guī)X文化系統的交會地帶；曇石山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浙、皖、贛、閩、湘、粵、桂的一部或全部，甚至還可能包括臺、瓊等南島；昂昂溪文化系統的分布范圍大致為黑、吉、內蒙、陜、甘、寧、青的一部或大部，甚至可延伸新疆東部（圖二）。我國古代有華夏、東夷、苗蠻、百越和匈奴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等民族集團。仰韶文化系統、青蓮崗文化系統、屈家?guī)X文化系統、曇石山文化系統和昂昂溪文化系統的分布空間，大致相當于我國古代民族文化區(qū)的分布范圍?？脊艑W文化系統與民族文化區(qū)的對應關系分別為：仰韶文化系統———華夏民族文化區(qū)；青蓮崗文化系統———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屈家?guī)X文化系統———苗蠻民族文化區(qū)；曇石山文化系統———百越民族文化區(qū)；昂昂溪文化系統———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區(qū)。五個考古學文化系統與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qū)系的大致對應關系為：仰韶文化系統———陜甘晉鄰近地區(qū)，青蓮崗文化系統———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和長江下游地區(qū)，屈家?guī)X文化系統———湖北和鄰近地區(qū)，曇石山文化系統———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qū)；昂昂溪文化系統———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qū)。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劃分與六大區(qū)系的唯一區(qū)別是將“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qū)”和“長江下游地區(qū)”合并為一個文化系統。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系統的民族屬性主要表現為：一、有共同的地域和經濟生活；二、有共同的語言風俗和道德規(guī)范；三、有共同的圖騰崇拜和；四、有共同的藝術風格和審美情趣；五、有相同的生產技能和生活方式等；民族屬性在考古學文化系統層面上的主要表現為：有共同的聚落形態(tài)與建筑形態(tài)；有共同的墓地形態(tài)與埋葬習俗；有共同的裝飾習俗和宗教禮器；有共同的生產對象和生產物品；有共同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器等。因此，考古學文化系統兼有考古學與民族學的雙重特征，而且還可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劃分為若干不同的層次結構：第一層次，考古學文化系統；第二層次，考古學文化；第三層次，考古學文化類型；第四層次，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輲訛輥。
由于“青蓮崗文化系統”是唯一對“六大區(qū)系”中的兩個區(qū)系進行合并的文化系統，因此有必要對青蓮崗文化系統進行簡要的論述。青蓮崗文化是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于1961年提出的。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將江蘇境內的原始文化分為“青蓮崗文化、劉林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湖熟文化”。1972年，吳山菁先生發(fā)表了《略論青蓮崗文化》輳訛輥，不僅取消了劉林文化，而且以青蓮崗文化系統的概念取代考古學文化的概念，構建了一個延續(xù)時間達2000余年并縱跨五大流域、三大平原的“青蓮崗文化”，由此引發(fā)了上世紀70年代關于青蓮崗文化的討論輴訛輥。夏鼐先生認為：青蓮崗文化的定名可以取消，建議將“江南類型”和“江北類型”的青蓮崗文化分別叫做“大汶口文化”和“馬家浜文化”輵訛輥。蘇秉琦先生也認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qū)的新石器諸文化，盡管它們呈現出許多相似之處，存在明顯的共性，這只能說明當時它們之間具有比較密切的聯系，而不能說它們屬于一個某種的人們共同體。”輶訛輥顯然，蘇秉琦先生已注意到“我國東南沿海地區(qū)的新石器諸文化……呈現出許多相似之處，存在明顯的共性，”但由于缺乏江淮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資料，又囿于夏鼐先生的影響，故也“只能說明當時它們之間具有比較密切的聯系，而不能說它們屬于一個某種的人們共同體。”上世紀90年代，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建議，國家文物局設立了“蘇、魯、豫、皖地區(qū)古文化研究”重點課題。江蘇、安徽先后發(fā)掘了高郵龍虬莊輷訛輥和周邶墩訛輮輦、興化南蕩輯訛輦、阜寧陸莊輰訛輦和東園村輦輱訛、東臺開莊輲訛輦、蚌埠雙墩輳訛輦、定遠侯家寨輴訛輦和含山凌家灘輵訛輦等遺址，并先后命名了龍虬莊、雙墩、侯家寨和凌家灘等考古學文化。通過一系列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基本廓清了江淮地區(qū)古文化的序列，建立了江淮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p#分頁標題#e#
江淮地區(qū)的考古發(fā)掘填補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并由此建立了東部沿海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海岱文化區(qū)：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江淮東部文化區(qū)：龍虬莊文化；江淮中部文化區(qū)：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江淮西部文化區(qū)：薛家崗文化；寧鎮(zhèn)山脈文化區(qū)：丁沙地遺存→北陰陽營文化；太湖流域文化區(qū)：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由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qū)基本建立了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為重新討論“青蓮崗文化系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江淮東部考古學文化區(qū)的確立和龍虬莊文化的命名，填補了將海岱地區(qū)與太湖地區(qū)之間的空白，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qū)連為一體，可清楚地發(fā)現各考古學文化區(qū)之間存在的差異，也可清楚地考察我國東部沿海地區(qū)考古學文化的共性。“青蓮崗文化系統”屬考古學文化系統，考古學文化系統強調的是文化的共性。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歸納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共性是：生產工具多斷面成橢圓形的石斧、扁平穿孔石斧、斷面近方形的條形石錛和長方形的兩孔或一孔石刀；骨制器具相當普遍，以骨魚鏢最為突出；使用的陶器，大多掛紅衣，尤以掛紅衣的泥質缽形器為最突出；炊器多夾砂質的鼎和釜，不見鬲形器；釜皆圜底，肩部多有突出卷沿一周；帶嘴的壺形器很多，式樣是多種多樣的，還有質料較粗而掛紅衣的鬶形器；裝飾品有玉玦、玉璜、玉環(huán)、玉管、石鐲等；當時人死后埋在公共墓地里，葬法和頭向有一定的規(guī)律，用或多或少的器物隨葬。石興邦先生歸納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共性是：早期以釜形、罐形器為主，中晚期以三足和鏤孔的圈足器為主；生產工具以精致的石器和骨器為主；以種植稻谷和農業(yè)生活為主，飼養(yǎng)豬；普遍出現了進步的刻玉工藝；普遍流行拔牙習俗；崇尚裝飾。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劃分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空間主要為東夷民族文化區(qū)，而石興邦先生劃分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空間包括東夷、苗蠻和百越民族文化區(qū)，因此，曾昭燏和尹煥章先生劃分的青蓮崗文化系統的分布空間應更接近于史實。進入21世紀，對東夷民族文化區(qū)考古學研究的結論逐漸趨向一致。2004年，王永波先生通過對齊魯史前文化與三代禮器的研究，通過對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民族集團相互關系的研究，提出了“鼎———鬶文化系”的概念，認為東夷民族屬“鼎———鬶文化系”（含鼎、鬶、匜、盉、杯、尊等），而華夏民族則屬“斝———鬲文化系”。東夷民族集團的分布范圍包括桑衛(wèi)、海岱、江淮、太湖諸地區(qū)，并根據對諸地區(qū)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將東夷民族集團的主要特征歸納為“鼎鬶文化”和“崇日尚鳥”輶訛輦。
2011年，韓建業(yè)先生在分析了龍虬莊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關系后，提出東部沿海地區(qū)“鼎、豆、壺、杯、鬶（盉）文化系統”的概念“：大汶口文化的形成與龍虬莊文化的北上有關，形成后又與江淮、江浙地區(qū)文化不斷交流，加上仰韶文化同時向兩地施加影響，從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區(qū)的文化面貌越來越近似，逐漸在東部沿海地區(qū)形成‘鼎、豆、壺、杯、鬶（盉）文化系統’。”輷訛輦考古學的發(fā)展，大致經歷了發(fā)現、發(fā)掘和研究考古學遺存、命名和研究考古學文化或文化類型、在考古學實踐的基礎上歸納考古學基礎理論和基本方法的歷程。隨著學科的發(fā)展和研究的深化，越來越多的相關學科介入了考古學領域，尤其是民族學。民族文化區(qū)的空間范疇內應包含著若干個處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氏族、部落、部族或部落聯盟；考古學文化系統的空間范疇內也同樣包含著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qū)和處于不同發(fā)展階段考古學文化。因此，考古學的考古學文化系統的時空范疇大致與民族學的民族文化區(qū)相當。而“青蓮崗文化系統”、“鼎———鬶文化系”和“鼎、豆、壺、杯、鬶（盉）文化系統”等考古學文化系統的提出，皆表現出考古學逐漸向考古學與民族學相結合的發(fā)展趨勢。根據以上學者的研究，對東夷民族文化共性進行進一步的綜合研究，兼及考古學文化和民族文化屬性，并兼及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層面，可將青蓮崗文化系統即東夷民族文化區(qū)的文化特征和構成要素歸納如下：反映原始宗教和圖騰崇拜的對象為“鳥”，即“鳥圖騰”；反映審美情趣、宗教巫術和工藝技能的物化物主要為“玉制品”；反映宗教禮儀的物化物主要為“鼎、豆、壺”，或“鼎、豆、壺、杯（觚）、鬶（盉）”；反映生產方式和生產對象可用“飯稻、羹魚”表述，尤其是“羹魚”。以上四個文化特征中，除第一個文化特征貫穿始終外，后三個特征都是在文化發(fā)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根據以上文化特征，青蓮崗文化系統的空間范疇應從山東半島至太湖流域，包括海岱地區(qū)、江淮地區(qū)、寧鎮(zhèn)地區(qū)和太湖地區(qū)的不同空間、不同時間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膠東貝丘遺址、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龍虬莊文化、薛家崗文化、凌家灘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具有上述文化特征的“淮系文化”，甚至遼東地區(qū)的貝丘遺址等也可納入青蓮崗文化系統。簡言之，青蓮崗文化系統即“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同樣，其他考古學文化系統也可歸納出各自的文化特征和構成要素，因不屬本文的討論范疇，不贅述。
考古學文化的空間分布、文化內涵、文化特征、文化源流以及文化與文化之間相互關系等必要的原始素材的積累，是研究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基礎；而古史傳說的梳理與考證，同樣是研究考古學文化系統的基礎。傅斯年先生根據對華夏和東夷民族的研究，認為“中國大陸土地上最早的文明發(fā)源地在渤海附近、九河故地，東夷是我國古代文明最高、最成熟之種族，山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中心。輯訛輧”蒙文通先生根據對古代民族的研究，也同樣認為海岱（即東夷）民族是我國古代文化最發(fā)達的民族輰訛輧。俞偉超先生根據對考古學研究，認為“在4000～5000年以前的我國的文明曙光時代，以東方的龍山和東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時期黃河中游的龍山階段諸文化，其發(fā)展水平還達不到這個高度。輱訛輧”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東夷集團中較早的氏族“有太皞，有少皞，有蚩尤。輲訛輧”新石器時代，隨著社會經濟和聚落規(guī)模的發(fā)展，聚落與聚落之間的相互作用也不斷地增大，社會組織更趨復雜化，于是萌生了超越聚落群的社會組織。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規(guī)模較大、作用力較強的聚落，就有可能處在優(yōu)先發(fā)展和社會變革的前沿，其中聚落內部組織管理的強化是聚落獲得優(yōu)先發(fā)展的重要條件，同時又是導致階層分化的主要原因。而強化管理的有效途徑就是削弱聚落內部各氏族的獨立性，強化聚落內部的統一性。聚落內部統一性的強化從而形成了考古學文化。由于社會形態(tài)發(fā)展的不平衡，在一個民族文化區(qū)內包含著處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氏族、部落和部族；在一個文化系統內也同樣包含著處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考古學文化。#p#分頁標題#e#
隨著聚落形態(tài)的發(fā)展和社會物質逐漸豐富，聚落之間的相互作用逐漸加劇，社會內部的分化也逐漸向聚落群乃至更大范圍擴張。聚落之間的相互作用表現為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相互融合。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往往通過增強聚落群的作用和削弱其他聚落的獨立性，導致聚落群內部的結構發(fā)生重大變化或進行重新調整和組合。聚落群內部結構的變化導致考古學文化發(fā)生變化，從而出現了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脊艑W文化系統的劃分與界定，可將考古學研究導向兩個不同的層面：可在同一考古學文化系統內部動態(tài)地研究各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如發(fā)生與衰亡、互動與消長等；可宏觀地、動態(tài)地研究考古學文化系統與考古學文化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亦可微觀地、動態(tài)地研究處于不同文化系統的相鄰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東夷民族集團在我國古代文明化程度最高，所以在青蓮崗文化系統中各考古學文化表現出強烈的趨同性；根據古史傳說的研究，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內有兩個文化最發(fā)達的部族———兩皞和蚩尤；根據考古學的研究，青蓮崗文化系統中也同樣有兩個文明化程度最高的考古學文化———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古史傳說的研究與田野考古的結論基本是一致的。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即氏族向部落或部落向部族發(fā)展，首先是內部的整合和趨同；在考古學文化系統內，則表現為考古學文化與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互動。其次是向外部空間的拓展，即發(fā)生史前戰(zhàn)爭；在考古學的層面上則表現為考古學文化系統與考古學文化系統之間的互動，即考古學文化系統擴張或“被擴張”。在“青蓮崗文化系統”即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內，有北辛文化向大汶口文化與馬家浜文化向崧澤文化的發(fā)展和演進；有賈湖文化的東遷；有大汶口文化的西進和崧澤文化的西進與北擴；有良渚文化的北上與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龍虬莊文化、凌家灘文化、薛家崗文化的消亡；有龍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衰亡；有王油坊龍山文化的南下和南蕩文化遺存、廣富林文化遺存的發(fā)生；還有龍山文化、良渚文化與岳石文化、馬橋文化之間的文化斷層等?？梢娫谕晃幕到y內，既有文化的擴張和文化的碰撞，也有文化的變異和文化的衰亡、消亡與乃至滅亡。
在“青蓮崗文化系統”即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內，唯有海岱文化區(qū)和太湖文化區(qū)文化序列完整，唯有海岱文化區(qū)和太湖文化區(qū)的文化內涵對周邊的考古學文化區(qū)有強烈的輻射性，呈強勢文化區(qū)；而江淮東部文化區(qū)、淮河中游文化區(qū)和寧鎮(zhèn)山脈文化區(qū)皆呈弱勢文化區(qū)，應為亞文化區(qū)。與海岱文化區(qū)和太湖文化區(qū)相對應的民族集團應為太皞、少皞民族集團和蚩尤民族集團；海岱地區(qū)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有可能反映的正是太皞、少皞部族和蚩尤部族創(chuàng)造的考古學文化，其中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成為我國新石器時代末期最發(fā)達的考古學文化。盡管東夷民族集團的文化最發(fā)達，文明化程度最高，然而我國首先誕生的是華夏民族集團的國家文明，這不能不令人深思。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末期，階層分化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血緣關系的羈束，出現了地緣關系的因素，出現了王權并頻發(fā)史前戰(zhàn)爭，最終導致華夏國家文明的誕生。這主要表現于強勢考古學文化區(qū)域的擴大和內部強烈的同一性，表現于考古學文化的裂變、考古學文化與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碰撞和弱勢考古學文化的消亡，即社會復雜化的進程。在五大文化系統即五大民族文化區(qū)中，華夏、東夷和苗蠻都與我國國家文明的起源發(fā)生過關系，而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華夏、東夷兩大民族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脊艑W文化系統的確立，除了可動態(tài)地研究文化系統內部的互動之外，還可進一步動態(tài)地研究文化系統與文化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華夏民族集團與東夷民族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猶如當年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夷夏東西說”，至今仍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和華夏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五大文化系統中，唯有青蓮崗文化系統是縱向分布的，唯有青蓮崗文化系統是縱跨江、河、淮、濟“四瀆”輳訛輧的。由于地理環(huán)境特殊性，故在東夷民族文化區(qū)內形成了既相互獨立又有聯系的兩個族群———太皞、少皞部族和蚩尤部族，而在青蓮崗文化系統中則形成了南北兩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龍山古國”和“良渚古國”。猶如鐵木真擴張前統一蒙古各部和努爾哈赤擴張前統一女真各部一樣，華夏民族集團率先完成了文化系統內部的整合與統一，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即黃帝———夏禹；而東夷民族集團卻由于地理環(huán)境的原因形成了兩個中心，即兩皞部族與蚩尤部族———這也許是文明化程度最高的龍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未能最終完成從古國走向王國的歷程的真實原因。通過考古學文化系統的確立與研究，為探討華夏國家文明的起源即從古國———王國（方國）尋求了一條新的途徑。與“區(qū)、系、類型”理論不同的是，考古學文化系統理論不僅可用于新石器時代從古國走向王國的研究，而且還可用于夏、商、周時期從王國走向帝國的研究。我國的夏、商、周時期的文化系統可劃分為“中原（華夏）系統”和“非中原（非華夏）系統”。夏、商、周時期主要是系統內的子系統之間的碰撞、互動與整合，強勢文化不斷增強、擴展、融合、同化弱勢文化，逐漸形成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體文化；其次是系統與系統之間的碰撞、互動與整合。“中原系統”中包含著若干“中原系統國家群”，而“非中原系統”也包含著若干“非中原系統國家群”。通過對系統內部和外部進行動態(tài)地研究，同樣可探求如何從王國走向帝國的歷程。夏、商時期是以夏、商王國為中心，以與夏、商王國有著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的方國群組成“中原系統方國群”，王國和方國構成“中原系統”的亞系統；而與中原王國沒有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的方國群組成“非中原系統方國群”，諸多方國構成“非中原系統”的亞系統。
夏、商王國成為“中原系統方國群”的中心，后羿、寒浞和人方、徐方則先后成為夏、商時期“非中原系統方國群”的中心。夏、商時期主要是夏、商王國與后羿、寒浞和人方、徐方等方國文化之間的碰撞、互動與整合西周時期強化了中央集權，實行分封制，東方的夷已納入西周的版圖，周王朝除分封有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同姓和異姓的晉、魯、齊、秦等諸侯外，還分封了已割據一方的徐、楚、吳、越等諸侯。因此西周時期是以周王朝為中心，以與周王朝有著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的諸侯國組成“中原系統國家群”，周王朝與有著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的諸侯國構成“中原系統”的亞系統；而與周王朝沒有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的諸侯國組成“非中原系統國家群”，諸多諸侯國構成“非中原系統”的亞系統；西周時期周王朝成為“中原系統國家群”的當然中心，而徐國和楚國則先后成為“非中原系統國家群”的中心。西周時期主要是西周王朝與徐、楚等諸侯國之間文化的碰撞、互動與整合。東周時期是我國從王國走向帝國的關鍵時期。春秋時期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實際上形成以晉、齊為首的“北方系統國家群”和以楚、吳為首的“南方系統國家群”，其他諸侯國則構成了“北方系統”和“南方系統”的亞系統。由于吳的冒蔭和晉的扶持，吳國成為“北方系統”中唯一的南方國家，成為“北方系統”插入楚、徐、越諸國中心地帶的楔子。#p#分頁標題#e#